56歲的資深藝術行政管理人員茹國烈（LouisYu)3年多前離開工作了9年的西九文化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崗位，隻身去倫敦研讀LSE（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城市學」碩士課程。放空，讀書，上課，旅行，思考，最後提煉出關於城市與文化的BEAM概念。更有意思的是，因疫情提前返港的茹國烈不久開始以《城市如何文化》為題，陸續到香港不同的藝術文化機構、學校、書店分享自己跨學科的城市文化研究成果，短短一年多就做了50餘次演講。這些內容被他寫進今年書展推出的一本近260頁的新書《城市如何文化》。他將這段近3年的經歷稱為「神奇旅程」。對新書的出版，他說自己完全沒有「完結」的感覺，反而覺得「這將會是另一個旅程的開始」。而對香港來說，類似這樣自下而上、自發出現的「文化行動」，正是城市的希望所在。霍啟剛議員直言，「他（茹國烈）對於『文化』二字慨思考，值得深思。」
7月21日中午，灣仔會展中心S226-227室，茹國烈在香港書展開始了他的第五十三次「城市如何文化」演講[TalkNo.53]，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紀錄道。茹國烈稱此為BEAM講座「特別版」，因為，在向人生告了3年長假（CareerBreak）之後，他以這本《城市如何文化》作為交給城市的功課。
在茹國烈的概念框架中，所謂的「BEAM]包括4大範疇12個指標，即信念和價值觀(Belief and Value，種族、宗教、教育）；日常生活風格（Everyday lifestyle，時尚、飲食、戶外及運動）；藝術和創造(Arts and Creation，藝術、娛樂、閱讀）；以及記憶(Memories，歷史文化、文化保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在他看來，認識這些原理後，人人都可以創造屬於自己的文化境域。
由這一被稱為「文化光譜」的理論出發，有著逾30年藝術行政管理經驗的茹國烈走訪香港各區，詳細分析十八區各自的文化特質，並通過建立「香港文化指數」體系比較不同地區的文化發展現況及密度，引領讀者一起思考、探索「香港如何文化」。
「文化不是城市的裝飾品。一個城市的文化，是要全城一起建設起來的。」Louis認為，如果城市是一部生產文化的機器，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機器操作者。
城市文化孤旅
2019年6月20日，是茹國烈在西九文化區的最後一個工作日。9年時間，參與確定這一世界罕有巨型文化區的長遠藍圖，他自感「何其幸運」。當其時，他帶領設計的3個表演場館，其中兩個（戲曲中心和自由空間）已經完工並開幕，從零開始建立的一支百多人團隊已然成形，且策劃和製作了很多開創性節目。他只用一句話總結這9年：「大局已定，來日方長。」私下裹，他卻說，西九已到達一個新階段，是時候停一停，趁還有精力、還有很強好奇心的時候，一償多年心願。「今天不去，以後也不必去了。」
他的心願就是去倫敦進修一年，參加一個和藝術無關、以城市為主題的行政人員碩士課程，也去了歐洲10幾個城市遊歷。「50幾歲人，都沒離開過香港讀書、工作」，茹國烈笑說，自己就是一個香港仔，工作了32年，也到了追尋生命中另外一些意義的時候。「不光是事業上，也有人生階段的考慮」。他略作思索道，如果我沒有離開西九，離開香港去外國生活、旅行、學習，還在一邊工作一邊看戲吃飯……就不會去想這樣一些最基本的問題：文化究竟是什麼？對社會有什麼意義？我們為什麼要做藝術？一個城市要怎樣才能夠文化？
一邊讀書，一邊在不同的城市漫遊，「每個月要去一兩個歐洲城市，非常開心，對我有思想上的衝擊」，一路自然多了很多獨自思考的時間、空間。茹國烈說，出發的時候，自己並沒有預設的期待。但是看到哥本哈根河邊那些著名的親水設計：海濱長廊、河邊浴場——他馬上想起維港以前也有的泳棚，甚至桑拿，還有美麗的單車專用天橋，「那些細心又大膽的設計，叫我記起幾年前參與西九公園設計時的討論，最大膽、最創新的點子往往會最先被幹掉，因為社會未準備好。要慢慢、慢慢來。」
他在東倫敦Greenwich附近的Woolwich皇家兵工廠舊址，看到一大片臨河的大型廠房被改裝成表演藝術的創作、製作和排練演出基地，又會想到，藝術生產的供應鏈，製作和排練這環節常常被忽視。「北京和上海都已計劃在市郊建立舞台製作中心，為區內服務。香港要建舞台製作基地，可以在哪裹？」
過去30多年遊走香港藝術行政領域不同崗位的茹國烈，不由得反躬自問：我在西九文化區9年做了些什麼？為什麼要這樣做？做得好不好？從中學到了什麼？最重要的是，文化區建成了，城市就文化了嗎？
6月離職，9月出發，次年3月因為世紀疫情提前返港，但此時新知引發的思想激盪、遊歷帶來的視野變奏，已將他過去30多年的工作經驗一並雜蹂，產生出一套關於城市與文化的概念框架。「最初，只是我在一張白紙上的寫寫畫畫，但這個想法沒有一閃而過，而是一發不可收拾。」喜歡圖像思維，一向鍾意用大大張白紙工作的茹國烈回憶，這個圖畫了出來後，基本上改變不多。「回到香港，這想法繼續發酵，我一邊上網課，一邊把所有能找到的書籍和資料都找來看，後來亦得到團結香港基金支持，繼續發展、深化研究，最終總結出文化光譜(BEAM）這個理論。」
一個人的文化「游擊戰」
返港半年多後，茹國烈開始有了跟人對話的渴望。「思考了很久，覺得可以和大家談談了。」
真正的第一站在他的「老家」香港藝術中心。「從國際上的例子和藝術中心身處的灣仔出發，看社會上每個人的記憶、信念、創造和日常生活，怎樣建構出一個城市的文化。Arts Centre有一班有心人，回應很精釆，回家立即修改，補充PPT。」當年11月底，茹國烈在社交平台上如此紀錄道。雖然大部分是小規模的內部講座，但如此深入地和不同背景的聽眾交流，就此為茹國烈打開了一扇門。
不過半個月，他的宣講已經來到第五次。這次有40位聽眾，「人數最多，都是不同年代認識的好朋友，全部留到最後。」茹國烈描述說，「講了一小時，討論又一小時，我喜歡Leung Po Shan Anthony說這是個學習小組。高質量的回應，正反兩面的意見，和自由探討的氣氛，好像久違了。原本以為這講座的內容要穩定下來了，現在看來仍要重塑一次……感覺興奮。」
到2月上旬，「城市如何文化」已經講了18次，接下去的兩個月也已排了7次。「朋友問這樣講不覺得悶嗎？我一點都不覺得，每次講都是重新思考這題目的機會，都會因應不同受眾改變一些內容。第一講和最新修訂版，已經有50％不同。」他禁不住說，自己覺得BEAM有它的的生命力，會一直演化成長。
在迄今為止的53次演講中，開始是茹國烈主動邀約朋友，隨後不斷地有聽眾邀請他去不同機構講。在一年左右的時間裹，差不多每一星期到10天就有一次，對象由中學生到專業人士都有。除了廣東話，他也用普通話、英語；有面對面演講，也有為不同機構做一整天的網上工作坊。茹國烈說，「每次講都有一些針對性的修改，會量身訂造跟相關機構有關的內容，這也使得這套理論越來越豐富，一年做下來，讓我知道不同背景的人都會有一些啟發，（所以）對這套理論已經比較有信心。」
他意識到BEAM概念「有一些普遍性、有一些價值」，「這50餘次演講對我來講是一個訓練，也讓這個想法傳播開去，對我構思書的內容，增添了信心。」實際上，《城市如何文化》第一部份內容，「很多是在這些活動中發展出來的」。
享受培育新一代
因為要為7月香港書展趕書，茹國烈的BEAM講座從今年1月開始暫時停頓下來。說到新書，他介紹說，第一部分是BEAM理論，主要是他的演講內容；第二部分「城市標本」寫他在歐洲半年遊歷的10座城市，加上之前去過的部分亞洲城市；第三部分則是透過這一框架看香港，規劃未來香港的城市文化。「這部分的寫作是最難的」，他坦承，自己花最多時間收集資料的反而是香港，很多地方之前沒去過，要提煉不同地區文化發展的觀點，除了要看歷史、看地圖、看數據，還要整體去感受，寫完十八區，對我來說好像重新認識香港一次。」
他將十八區分成不同的組，就第一組油尖旺，他提議確立「彌敦道文化帶」，「把它研究透、發揮好」。茹國烈認為，在全世界來說，作為九龍半島中軸線的彌敦道都是歷史名道，它是19世紀全世界林蔭大道興建潮的產物，發生過很多具有歷史價值的事件，道路兩邊有不少舊建築遺存和所謂的文化地標，包括清真寺、重慶大廈等等，如果用彌敦道將油尖旺串連起來，結合旺角、油麻地大的市區重建計劃，以及舊建築的活化，無論從旅遊、還是文化身份的角度，都能更好地建立起100多年來的九籠城市敘事。
就港島來說，茹國烈提出打造連結3區（中環、灣仔及東區）的「電車文化帶」，「這在全世界來講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此外，還可發展港島徑，建設東西山峰相連的「綠色文化帶」和「海濱文化帶」。「用這3條文化帶把港島連結起來，就對不同歷史脈絡下不同的文化活動更加清楚了。以前我們不是這樣看港島的，從BEAM的角度來講，文化是廣義的。如果特區政府文體旅遊局能夠將這些大文化的概念和想法，變成政策語言，把它建設出來，這就是一個全新的形象。」
香港會由今天的金融中心演變為國際科創中心、文化之都嗎？茹國烈認為，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香港終會找到屬於它的一個新的角色。「可能不會是我這一代，而是要靠下一代的新港人。」在他看來，香港就是由一代又一代的新港人建設出來的。「這個城市是不會死的，但變化是恆定的。」他自言「很享受培育新一代」，「香港藝術學院是第一步，讓我能夠參與到培育下一代的工作之中，將來還可能有其他機會，其次50多次的 BEAM宣講也是一個培養下一代的過程，下一步希望能把這個概念發展成為一些課程，一些培養創意、文化的方法，我才50多歲，還有一些角色我可以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