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誤還是資敵：李成梁為什麼要放棄遼東六堡？

人們也許記得在「九一八」事變以前，由於清朝政府及北洋軍閥的腐敗政治，已使日寇勢力深入東三省；但人們也許忘記了，在明末遼瀋失陷之前，由於萬曆年間之腐敗朝綱，已使後金勢力深入了遼東半島——而遼瀋陷落，只是這種腐化的官僚政治之總結。

在萬曆末年，一方面水旱蟲蝗風雹癘疫等天災普遍地襲擊中原的農村；另一方面，「三大征」迭至，戰爭的負擔，重壓着全國的人民，以致使社會間敵對的矛盾日益發展。此外，在上層社會則黨派紛歧，互相對立，閹黨與齊、楚、浙三黨「聲勢相倚，並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而東林諸人，則評議朝政，自命清流。於是在統治者階層中，也發生矛盾。在朝的士大夫一面要致力相互間的傾陷，另一面又要監視着人民的異動，於是再沒有多餘的時間應付敵國外患。他們把國防重鎮，當做培植黨羽的地方，彼此爭奪，以致「十年之間更易八帥」。

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遼東總兵李成梁建議主動放棄「六堡」，這是明軍勢力在遼東之第一次主動的退卻，亦即後來遼瀋失陷之第一次的預告。

所謂「六堡」，就是防守遼瀋的六個堡壘。有此六堡，則可以迎擊敵人於遼瀋東北二百餘里的地方；棄此六堡，則遼瀋便失去資以防守的前衛。然而李成梁卻以六堡「地孤懸難守，與督撫蹇達、趙楫建議棄之」。而明朝政府要人，亦因「飽其重賕」，竟予批准。

於是，「盡徙居民於內地。居民戀家室，則以大軍驅迫之，死者狼藉。成梁等反以招復逃人功，增秩受賞」。李成梁的大軍，就這樣替建州女真肅清了進攻遼瀋的道路。隨着明軍的退卻，建州女真逐漸深入遼東半島。在六堡放棄後的十二年間，努爾哈赤從容不迫地併吞了蒙古諸部落，所謂扈倫四國，其中哈達、烏拉、輝發已經先後被他併吞，剩下來的只有一個葉赫了。

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後金」政權，其鋒刃隨即轉向大明王朝。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便藉口明朝政府援助葉赫而以「七大恨」誓天伐明，於是而有「撫順之役」。在這一戰役中，從經略楊鎬以下「文武將吏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人，軍士四萬五千八百餘人，亡失馬駝甲仗無算」。而後金兵乘勝破開原，陷鐵嶺，聲勢所及，使「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有大難臨頭之勢。這是明代政府棄六堡以後後金第一次的試兵，也是後來遼瀋失陷之第二次的預告。

但是即在此時，假使明朝政府稍有感覺，內息黨爭，集中力量外整軍備，鞏固邊防，則遼瀋未必不能守。然而明廷朋比為奸者，變本加厲，「軍機要務，廢擱如故」。忠勇卻敵如熊廷弼者，而為閹黨姚宗文之徒所排斥，以至熊廷弼所恢復之靉陽、清河、撫順、鎮江諸要塞，未及鞏固其守備而去職，而代以「用兵非所長」的袁應泰，於是而有遼瀋之淪陷，而遼河以東五十餘堡寨營驛及海、益、金、復、耀諸州大小七十餘城遂不得不淪於後金之手，於是後金遂得以遼瀋為根據，掃蕩關外，並進而窺伺關內了。

關於遼瀋失陷，後來歷史家多歸罪於袁應泰「招納降人」的政策，其實袁應泰之招降，實亦有不得已的苦衷。因為當時正是明朝與後金爭取蒙古的時代，明不招降，則後金必招降。據《明史》：「當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言：『我不急救，則彼必歸敵，是益之兵也。』乃下令招降。於是歸者日眾，處之遼、瀋二城，優其月廩，與民雜居，潛行淫掠，居民苦之。」因此，我們以為袁應泰的錯誤，不在招降，而是在招降以後，對降人沒有作必要的警戒，致使降人「或陰為敵用，或敵雜間諜其中」。儘管如此，降人叛變，只是遼、瀋失陷的偶然因素，而其必然因素則是明朝政治已經造成遼、瀋無法可守的客觀環境，並給予降人叛變以可能之機會。

所以我們以為遼瀋的失陷，並非由於袁應泰的「招降政策」，而實由於李成梁的放棄六堡，亦即由於明朝政府的「棄地政策」。誠然，招降叛徒，袁應泰應負其責。然而選任「用兵非所長」之袁應泰而使降人有實現其叛變作用的可能者，則明朝政府不能辭其咎。而況六堡既已放棄，雖有能將，亦難保遼瀋之不失，如袁應泰者，雖「用兵非所長」，而其勇於抗敵，忠於守土，終於「佩劍印」以殉遼瀋，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難得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