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逝世百年｜香港為何多次變成孫中山領導國民革命反帝國主義鬥爭的重要對象？

在革命時代的大潮中，人們的身份、地位、角色、思想行為往往起着巨大的變化和轉換；革命人士在重要關鍵的地方，如香港，在獨特的時間有着不同角色的轉變。這些轉變，既是當年許多關心時政和民族命運的革命人士本身思想因應潮流變化的結果，也是當時政局環境動盪和革命條件的縮影，因不同的時代有並不一樣的角色及作用定位。

總的來說，孫中山與香港的關係可以分為兩個不同時代和背景來觀察。第一個時期，即1895至1911年，孫氏與香港的關係重點在反對滿清王朝帝制的革命動員。在後一段時期，即1917年至1925年間，孫中山實質上是一個政府領袖。雖然這個政府有着民族主義及全國性的號召、目標和理想，然而，就統治權力有效範圍而言，卻只是廣東地方性政府。同時，孫氏亦曾多次嘗試透過利用地方上的資源，藉着動員社會上勞工分子的支持，來配合其統一大業。

香港與孫中山的互動關係也可從另一角度來看。民國初年，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多次變成孫氏領導國民革命反帝國主義鬥爭的重要對象。針對英治香港常被形容為「借來的地方，在借來的時間」，筆者希望添加一項重要的補充，所謂「借來的人口」，正好點出在英帝國統治政法典章制度的門面背後，殖民地時期的香港基本上是一個華人社會，大多數居民均非本地出生、亦非英籍人士，而他們多為來自廣東為謀求生計而移居香港的華人，在心態常自視為暫居的「過客」，極少真心願意向英廷效予政治忠誠，絕少成為「英皇子民」，他們只以香港作為就業、營商的「職場」或往海外升學和工作的「跳板通道」，無深厚的歸屬感。因為他們心目中的真正家園仍是在大陸的「吾鄉舊里」、「祖居故土」。他們與粵省故鄉仍維持極密切廣泛深遠的人際（血緣、鄉誼、宗族）、社會、文化聯繫，以及重要的商貿金融往來，尤其對粵省故鄉、中華民族及在大陸的民國。有着極強的愛鄉愛國情懷和民族自豪自尊心態，所以從英殖當局的官方立場角度而言，這批佔着香港人口大多數的「居港華人」着實是政治忠誠不可靠賴，英式文化浸洗不足的「借來的人口」。事實上，香港的經濟生存絕對有賴中國內地的市場和糧食供應。孫中山利用這些愛國心態、道德和政治因素，配合粵港華人間的各種聯繫，及香港對大陸的經濟依賴，多次成功動員居港華人支持國民黨的反帝國主義鬥爭，在中英或粵港或華洋爭議中，居港華人充當前線先鋒、作為草根階層的反帝反殖制裁者，甚至作為第五縱隊成員對抗英殖，維護中國民族和國家利益。

在某種意義上，這階段孫氏與勞工的關係，可以看作是較典型的政權與社會關係。然而，在另一個層面上，亦可視為一個開明的地方政府在挑戰一個受國際承認「中央政府」的離心運動中，動員那些已經醒覺，並組織起來的勞工分子，以爭取互相支持。如此看來，由於地緣主義與民族主義這樣相混質連，純粹的對地域國家權益的關注，在現代中國社會政治動員中很難被清楚明確地劃分的。

民初的粵港關係，着實被多回中英紛爭衝突事件所刻劃，如1920年機器工人罷工，1922年海員罷工至1923年關餘爭議(關餘，即關稅餘款)， 1924年商團事件，和1925至1926年省港大罷工，孫氏國民黨成員(以及 1923年後中共聯盟者)均着力反抗和打擊英國殖民地主義在香港的統治。這正反映常以廣東為根據地的孫中山對「第二故鄉」香港的情懷意願，希望可從英殖手中解放香港。

▲本文摘自《陳明銶史學文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