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VS香港：《繁花》背後的雙城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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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VS香港：《繁花》背後的雙城鏡像

三十年代後期以降，由於幾次由滬至港的重要的人口流動與文化滲入，香港在潛移默化中「上海化」的過程幾乎從未間斷。由經濟文化領域到社會生活，具體到城市景觀中，大大小小的商戶與食肆，不少都打上了上海的烙印。如此就不難理解，香港關於自身的文化記憶，有相當部分是「上海性」的。如李歐梵所言：

「（在經濟的瘋狂增長之中），當香港把上海遠遠地拋在後面時，這個新的大都會並沒有忘記老的；事實上，你能發覺香港對老上海懷着越來越強烈的鄉愁，並在很大程度上由大眾傳媒使之鞏固（使之不遺忘）。」[1]

由此可見，香港人的上海懷舊，成為成分複雜的「精神還鄉」，而對自我身份的困擾與對上海的致敬，也因此而模糊了界線。這種文化觀望是情意結式的，導致的直接結果，是香港為上海持續不斷地生產後者進行文化認同所需要的鏡像。而饒有意味地是，這些鏡像的品質往往比上海的自省所見更為直觀與清晰。

在這其中，最為具有影響力的，莫過於香港電影界近年來對老上海濃墨重彩的書寫。

以影像的方式模擬鏡像，說服力毋庸多言。2000年香港導演王家衛的一部《花樣年華》，敍述於發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香港故事。然而存留於人們記憶的，卻全然是一幅物化的上海圖景：喋喋不休的上海話，令人眼花繚亂的旗袍，收音機裏播放着周璇的老歌不絕於耳。除卻香港的時代背景的外殼，全然是一則關於上海的浮世寓言。香港敍事成了一個空洞的能指，上海則具像為導演毫無掩飾的醉翁之意。如果說，原籍上海的王家衛，如此表達尚存在血脈與地緣上的親近感。那麼，香港土生土長的關錦鵬，則全然以一個文化他者的立場投入於對老上海的認同。

電影《胭脂扣》（1988年）由外至內地明確表達了「緬懷」主題。八十年代的現代香港夫婦與三十年代的女鬼發生時空層面的互涉。女鬼的形象指代了消逝於歷史的文化魅影。她的復現提供給現時一個審視與尋找自我身份的機遇。導演在處理兩個時代的影像風格時，刻意地誇張了奢華與樸素的反差，使得其中的對話性呈現出一種撲朔的起伏與不確定感。

關錦鵬陸續拍就三部以舊上海為背景的影片，有人戲稱為「上海三部曲」。關否認了其中所隱含的系列性聯繫，稱只是無意為之。然而，其一再地以香港文化人的身份表達了對（老）上海的敬意，卻深可玩味。《阮玲玉》（1992）以後設的方式記錄了一個香港的女演員Maggie如何在當下塑造上海昔日紅星的全過程，其中包括了一些經典鏡頭的重新演繹，以戲仿的方式將新舊並置，非常直接地呈現了兩者之間的鏡像關係。而在《紅玫瑰與白玫瑰》（1994）中，影片以大量的長鏡描摹作品場景之餘，忠實地將張愛玲的文字投射於銀幕。「忠實」的背面表現出的一種審慎的文化心態，即對老上海內蘊的可遇不可得。《長恨歌》（2005）則自覺地通過改編將香港作為敍述元素納入，香港成為了「逃脫」與「末路」意象的交疊，成為澹定的上海大背景中不安且混沌的外來者。

我們可以發覺關錦鵬對上海敍事悄然發生的態度轉變—從邊緣化的、抽離的客觀立場轉向一種相對投入的境界。關錦鵬在其電影筆記中講述心得：

「關於老上海風格的描繪，不應僅停留在物質層次上的複製，而應屬精華本質的視覺美學呈現。這一切都需要由曾經與它一起長大的人之視野及想像去完成。」[2]

我們可以推論的是，關此時已將自己對於「老上海風格」的出色把握，歸功於一種「類上海人」的觀點與想像。關奇妙的文化認同感一方面無疑建基於「上海故事」為其帶來的藝術成功體驗，而亦從側面印證「香港製造」的「上海鏡像」其公信力與受接納程度遠超乎人們的想像。反諷的是，在關氏「上海」受到交口稱讚之時，大陸導演侯詠同樣處理老上海題材的影片《茉莉花開》卻遭到了文化界的質疑，尤具代表性的是來自於上海導演江澄的批評。《茉》片中被侯詠視為黃金組合的演員陣容被江幾乎全盤否定：「姜文的這個角色讓梁朝偉來演比較合適。如果不是張曼玉現在年紀有些大的話，章子怡的角色絕對應該由她來演。陳沖是個不錯的演員，沒有必要替換。至於陸毅，雖然是上海人但卻沒有上海人的味道，我看還不如讓吳彥祖來演合適一點。」[3]江的批評有意味之處在於，其理想中足以稱職地演繹上海的人選，除陳沖外，恰是清一色的香港演員（且都在港產「老上海」影片中擔任過重要角色），甚至較出身上海本地的演員（陸毅）更具「上海味」。而其在親自執導的「上海風情濃郁」的《做頭》一片中，則身體力行，啟用了香港明星關之琳作為主角，其理由是：「香港和上海兩個城市無論哪方面都很相似，所以香港演員更加能夠勝任上海的故事。」[4] 除卻演技方面的考量，江的推論未免體現其「想當然」的文化想像。然而，當這種想像由一個以上海代言人自居的主體進行表述時，卻發人思索。「上海」對這種香港生產的自我鏡像的欣賞與滿足，無疑將香港的鏡像地位由形式到內容進一步固化了。這亦成為一種認可，使得香港鍾情於這種聯繫，並將對「老上海」的感情輻射至對於新上海的觀照之中。

八十年代末以降，上海進入了高速的都市重建時期。香港人在為老上海「自為鏡像」的同時，卻意外地在浦東的天空線上看到了自己城市的輪廓。這是十分微妙的事實，亦決定了香港人對於新上海的曖昧心態。李歐梵指出：

「新上海的城市景觀看上去就是鏡像的鏡像—對香港的現代與後現代複製，而香港長期以來一直以老上海為藍本。」[5]

新老上海在時空層面的阻隔因為香港的存在以反射與再反射的方式不期然地實現了連接。上海擺脫了計劃經濟的桎梏，在十幾年的恢復性建設後，顯示出傲人的發展態勢。而香港在經歷了金融風暴等動蕩之後，正處於由衰退到復甦艱難的經濟轉型期。新上海的崛起對香港而言，成為「老上海」在歷史層面之外的另一種「補足性」情緒。張志剛十分尖銳地刻畫了這種心境：上海超越香港也成為最時麾的話題，大家都向仍在發展階段的上海塗脂抹粉，將上海說成如何如何、怎樣怎樣，就好像上海越成功，香港人便越滿足一樣。[6]

[1] 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頁344。

[2] 湯禎兆：〈雙城記的通俗劇〉，網址：http://movie.cca.gov.tw/COLUMN/column_article.asp?rowid=277（2005年12月7日進入）。

[3] 幾點：〈上海導演炮轟《茉莉花開》：除了陳沖演員全換〉，《新聞午報》，2003年4月23日，第A4版。

[4] 孫源：〈關芝琳吳鎮宇《做頭》演繹上海都市女性〉，網址：http://ent.people.com.cn/BIG5/42075/3258619.html（2005年7月5日進入）。

[5] 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頁353。

[6] 張志剛：〈努力追求卓越，香港必能再起〉，《亞洲週刊》第九期（2002年2月25日-3月3日），頁22。

本文摘自《繁華落盡見真淳：王安憶城市小說書寫研究》第三章第二節〈上海與香港的鏡像之魅〉，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