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怎麼想，中國人怎麼做

「亞洲人會思考問題嗎？」上個世紀末，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提出了這個問題試圖反駁西方文明的普世主義。他寫作的年代正是歷史發展晦暗不明的時段。一方面，198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取得了令人驕傲的發展業績，日本經濟發展甚至直逼美國，創造了「亞洲奇跡」，而中國改革開放也開始推動經濟的持續增長，「亞洲價值」這個概念一度引發相當的關注和討論。但另一方面，這個時代恰恰也是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崩潰解體，西方資本主義取得了冷戰的全面勝利，美國以全球「新羅馬帝國」的姿態推動「歷史終結」。

在這樣的背景下，馬凱碩論述的重要性可能不在於對「亞洲價值」或「亞洲奇跡」的辯護，也不在於關於西方文明具有「致命缺陷」的論述以及對西方文明走向衰落的預言，而在於對整個亞洲思想界發出的挑戰：亞洲人會思考問題嗎？從這個角度看，這個問題直接挑戰隨着「亞洲奇跡」所誕生的、圍繞「亞洲價值」展開的討論。無論是「儒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論述，還是後來延續至今的儒家思想與西方自由主義、民主制度乃至普通法法治銜接的種種論述，這些論述表面上看起來挑戰西方的普世主義，但可能恰恰是亞洲人不會思考的證明，因為這些論述始終在西方人的問題框架裏思考，從而使亞洲思想與實踐淪為一個普世主義視角下的「地方性知識」。從更長的歷史脈絡來看，近代日本「脫亞入歐」以降，亞洲人就自覺不自覺地將西方人思考的問題作為普遍的問題來思考，從而弱化了在普遍性層面自主思考問題的能力。

思想從來不是空洞的。思想上的普遍性思考需要來源於行動中普遍性實踐所產生的動力。沒有普遍性的政治實踐就很難催生普遍性的理論思考，而唯有具備完整的政治主體性才能推動政治行動的普遍性。從十九世紀晚期到二十世紀初，日本率先通過「脫亞入歐」完成現代化轉型，脫離東亞秩序而加入歐洲列強打造的維也納體系，作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參與到殖民奴役亞洲的歷史進程中。而此時，作為東亞秩序的中心，中國面對日本、朝鮮、東南亞被西方殖民肢解卻缺乏維持東亞秩序普遍性的政治能力。因此東亞普遍秩序的解體必然帶來中國秩序的解體，不僅是政治秩序的解體，而且是思想秩序的解體，是整個文明秩序的解體。沒有東亞普遍秩序想像的中國，必將隨着傳統秩序而解體，努力在西方列強建構的普遍秩序中成為獨立的主權國家，以至於晚清無論是君憲派，還是革命派，絕大多數中國人都以適應西方維也納體系、尋求加入列強俱樂部作為政治行動的唯一路線，而將其他的可能性投射到遙遠的未來。而在思想上，許多中國人看不到普遍性思考的可能性，向西方列強學習、模仿西方的歷史、制度與治理經驗甚至推動中國的西方化，就成為中國思想界最為迫切的知識活動。

因此，亞洲人任何試圖真正恢復普遍性思考的努力必然要從推動普遍性政治行動中的展開，這首先就要從建構政治的主體性和自主性開始。當西方列強建構的維也納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中土崩瓦解，新生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無法協調利益相互衝突的列強之際，從十月革命中誕生的俄國蘇維埃政權為被壓迫民族提出了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從而催生了一種全新的普遍性政治行動和普遍性思考的可能性。因此，中國共產黨從誕生的一刻起，就不僅以「天下的主人」的姿態成為建構普遍性政治秩序的行動力量，而且承擔起提供普遍性思考的思想力量。中國由此獲得了一種歷史機遇，不僅通過革命和建設重塑自身，而且積極參與國際體系的重建，重塑人類現代化發展的普遍性秩序，努力恢復亞洲人思考普遍性的可能性，即以後發達國家的身份超越西方發達國家，確立新的普遍性秩序與生活方式。

正是在這種政治實踐的普遍性和理論思考普遍性的壓力下，中國共產黨人立足於本國實際和世界格局，摸索出了一條與蘇俄不同的、依靠農民取得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道路，從而在亞非拉廣大不發達地區產生了強烈的輻射效應。中國關於如何保持社會主義政權性質的探索與思考，在蘇共二十大的社會主義蛻變為修正主義之後，一度對歐美的進步力量產生了很大影響。這實際上是亞洲人在重新開始普遍性思考之後在政治行動和理論思考上做出的巨大貢獻。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革命不僅打造出了一個獨立自主的新中國，而且在全球政治格局中為亞洲人提供了一個獨立思考普遍性的政治空間和思想空間。這恰恰是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的普遍性意義，即第三世界國家要獨立於其他世界，獲得學會思考自己普遍性的政治能力和思想能力，從而建構自身普遍性的秩序。在冷戰兩極對立格局中，中國是美蘇之外及其罕見的具有獨立自主行動能力和思考能力的國家，從而在全球格局中開闢新的普遍性的空間。正是這個普遍性的政治和思想空間，使得中國能夠在冷戰的地緣政治行動格局和普遍性思考的格局中游刃有餘，最大限度地發揮普遍性空間的獨立性、自主性和靈活性。

▲本文摘自《法律人的精神家園：法學傳統與無形學院》,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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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世功 著

ISBN：9789624593327

本書作為第三部，圍繞中國法學研究傳統展開，主張法學研究應當突破「法律人」的「律學」專業小圈子，與更大範圍的人文社會科學進行對話，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法學」研究傳統。因此，真正的法學傳統是在師生之間、同事之間、同道之間討論交流、切磋對話、相互批評的「無形學院」中建構起來的。本書就是這種交流對話的產物，追溯法學傳統理應關注「無形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