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他把中國書都讀完了

1912年，陳寅恪從瑞士回國，慕名拜訪夏曾佑。夏問他都讀了些什麼書，然後感慨說：「你能讀外國書，很好；我自己則只能讀中國書，外國書看不懂。不過，我把中國書都讀完了，沒得讀了。」

夏曾佑是歷史學家、學者，清末「詩界革命」的宣導者之一。早年曾與梁啟超﹑譚嗣同在一起研討「新學」，又與嚴復在天津創辦《國聞報》。辛亥革命後，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後調任北京圖書館館長。他所著的《中國歷史教科書》頗有影響，被評價為「20世紀新式中國通史的第一部成名作」。魯迅評價說：「我們不必看他另外的論文，只要看他所編的兩本《中國歷史教科書》，就知道他看中國人有怎樣地清楚」。

夏曾佑說把中國書都讀完了，讓陳寅恪百思不得其解：中國書浩如煙海，怎麼能讀得完呢？不過，作為晚輩後生，陳寅恪沒有敢問夏曾佑。直到晚年，已經成為「教授的教授」、「全中國最博學之人」、「活辭書」的陳寅恪，似乎明白了夏曾佑的意思：中國的古書雖然浩瀚無窮，但追根索源也就不過《論語》《孟子》《莊子》《老子》這些元典，再加上《史記》《古文觀止》《世說新語》等幾十本典籍以及它們的衍生品罷了，其餘書都是在這些典籍的基礎上引述參照發揮而成的。把這幾十本都讀完了，其他的根據自己的喜好去讀就可以融會貫通了。

從這個角度說，中國古書是可以讀得完的。

從這個意義上，讀中國書首先要選軸心時代產生的那些元典。所謂軸心時代，是德國著名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論歷史的起源和目標》中提出來看，他把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稱為人類歷史的「軸心時代」。在這個時代，人類各個文明都出現了一批開創性的精神導師——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古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孔子、孟子、老子、莊子……這些人通過生前的傳道授業解惑和從中形成的典籍，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形塑了後人的思維模式、行為模式和價值觀。後人的價值觀，以及思維、邏輯的出發點，都從那些典籍裏來。

雅斯貝爾斯認為，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文化一直延續到今天，更為重要的是，這是一個在它之前都「趨進」它、在它之後都「回味」它的時代，一個民族的中心價值大體在這一階段定型，而這些價值對該民族此後的發展則起着示範？的作用。每當面臨危機或新的飛躍的時候，我們總是回過頭去，看看軸心時代的先哲們是如何說的。雅斯貝爾斯說：「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並被它重新燃起火焰。」

有西哲云：一部西方思想史，不過是柏拉圖的註腳。誠哉斯言，一個人、一個社會、一個民族的精神維繫，薪火相傳，就是通過學習軸心時代的元典得以實現的。在中國同樣是這樣，軸心時代大體相當於我國歷史的春秋戰國時期，這一時代的典籍成為中華民族精神文化方面的元典，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價值、最有力量的著作，也是理解中國五千年文化的樞紐，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劉勰《文心雕龍》）

個時期都可能會誕生具有穿越性、能穿越時空流傳的經典，甚至數量會很多，但要研習中國文化，只有回到濫觴處方能把握其真諦，方能解開其亙古亙今之奧密。

一言以蔽之：學習中國文化，須從元典入手，兼及那些有代表性的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