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柏林牆背景下的中德關係：兄弟之間的決裂

1960年是中蘇分歧徹底公開化的一年，同樣在這一年民主德國與中國的關係首先在意識形態領域發生了明顯的衝突。可即便如此，各方想要能夠盡力維持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穩定和團結，不想讓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影響到國家之間的關係。因此這一年底的莫斯科會議通過的聲明使中蘇關係實現了短暫的緩和。由於國內經濟形勢出現了嚴重困難的局面，中共在中蘇關係的分歧方面做出了妥協，但這又並非出自中共的本心。對於中德關係同樣如是，雙方都試圖緩和兩國關係，但相互之間卻又早已心存芥蒂，要實現真正的緩和困難重重。馬特恩於1961年初訪華「要賬」給中德關係再添傷痕，而中國對解決西柏林問題的支持態度也並不能讓民主德國感到滿意。蘇共二十二大後，中蘇之間的緩和局面，德國統一社會黨繼續緊跟蘇共向中共發起了意識形態大論戰，同時在貿易問題上兩國依舊矛盾衝突不斷。隨着中國的對外政策的進一步「左」轉，到1963年初德國統一社會黨六大召開時，中德兩黨之間的關係便基本破裂了。

從1960年的夏天開始，中蘇之間的緊張關係出現了某種程度的緩和。由於中國的國內外形勢持續惡化，中共與蘇共在意識形態上的鬥爭開始呈現出緩和與妥協的態勢。這一姿態的最終體現，便是在1960年末的莫斯科會議上所通過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聲明》（下文簡稱《莫斯科聲明》）。中共實際上為此做出了更大的讓步，由於中共對於蘇共二十大的評價一直持有異議，而《莫斯科聲明》卻進一步鞏固了蘇共綱領作為國際共運共同準則的地位。突出了社會主義陣營利益高於民族利益、黨際關係重於國家關係的內涵。以此為轉折點，直到1961年後期為止，緩和成為中蘇關係的主色調。這段時期，中德兩黨也有意識地實現了緩和，減少意識形態上的爭論，但是兩國在貿易、外交上的一些矛盾並未得到真正解決，仍摩擦不斷。由於此時雙方的心結並未解開，這些摩擦帶來得只能是更多的負面影響，最終使得兩國關係走進了一條死胡同。

力主建牆的民主德國

1960年11月，烏布利希率領德國統一社會黨代表團參加莫斯科會議，在這個意味着中蘇關係出現緩和的轉折點上，他與赫魯曉夫之間並沒有太多地談論社會主義陣營如何團結的問題，只是在11月30日雙方會談行將結束之際，赫魯曉夫向烏布利希介紹了他之前與中共代表的會談情況。此時，無論是民主德國還是蘇聯，都將自己的主要關切集中在如何解決柏林危機這一問題上。由於此前赫魯曉夫退出巴黎峰會，與西方的談判被暫時擱置，這直接導致柏林危機懸而未決。

對此，更感焦慮的應該是烏布利希。長期以來，西柏林的特殊地位對於民主德國的政治安全、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等方面構成直接的威脅，一直是德國統一社會黨的心頭大患。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西柏林成為西方針對民主德國進行情報活動的最佳場所，像著名的「柏林隧道」事件業已證明這些活動絕非子虛烏有。在昂納克看來，西柏林至少存在着80個間諜機構和「恐怖組織」在那裏幹着不可告人的勾當。對民主德國首都所帶來的安全威脅自然是毋庸置疑的。

西柏林給民主德國所帶來的隱患更多則表現在經濟和社會層面上。由於東西德的經濟發展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東西柏林又一直維持着開放狀態，西柏林居民可以自由地進入東柏林，並且享用各種民主德國提供的公共服務事業，由於東柏林的物價更低，所以西柏林人還在那裏把各種大量需要的東西如肉、動物油及其他食品搶購一空。民主德國因而損失數以百萬計的馬克。這樣，西柏林人就一直在促使東馬克貶值，給民主德國的農民和工人增加很大負擔，並從這種局勢中汲取政治上的利益和經濟上的利益。

而聯邦德國更高的生活水平卻對民主德國的公民有着更大的吸引力。烏布利希在莫斯科時就向赫魯曉夫坦言，柏林的形勢正朝向不利於民主德國的方向發展。在東柏林住着5萬工人，但他們的工作地點卻在西柏林，因為在西柏林可以獲得更高的工資，而統一社會黨卻無法採取任何的應對措施。在知識分子當中，問題更加嚴重，一名西柏林教師的工資每月要比在東柏林教師高出200—300馬克，聯邦德國醫生的收入更是民主德國醫生的兩倍。烏布利希無奈地表示，民主德國政府對知識分子無法再提高工資，一是由於自身資金不足，二是因為即便提高了工資，民主德國所擁有的商品也無法滿足這些工資所產生的購買力，而他們將會用這些從民主德國得到的錢再跑到西柏林去買東西。

一方面民主德國的商品廉價地被西柏林人買去，另一方面自己的商品又不能滿足國內人民的需求。經濟的落後造成社會的不安定；這一切無疑就是造成民主德國人口大量向聯邦德國出走的重要原因，而它的直接後果就是民主德國的勞動力緊缺，特別是在專業高等技術方面所擁有的勞動力更加匱乏。這導致經濟發展上的瓶頸，而經濟上的困境又會再度引起社會的不安，促使民眾的出走，從而產生了一個惡性循環。這無疑是民主德國所面臨的最大危機。因此，民主德國急需改變西柏林的這種地位；特別是要限制其民眾以此為「中轉站」出走到聯邦德國去。

早在1952年末，烏布利希就曾經提出要求關閉柏林市內的邊界，而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們拒絕了這一要求，他們認為關閉邊界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將使得柏林的市民對蘇聯和民主德國政府產生怨恨，將使蘇聯和西方的關係處於複雜而不利的局面。當1958年赫魯曉夫決定挑起柏林危機，以此促成與西方國家的和平談判時，更大程度上仍然是在追求西方對蘇聯實力的認可，實現東西方陣營的和平共處。柏林問題對於蘇聯而言是與西方談判的籌碼，而對民主德國來說卻是實實在在的難題。

烏布利希對於1959年的日內瓦外長會議的結果感到失望，而當U-2飛機事件導致巴黎首腦會議流產之後，民主德國則需要承擔起更大的社會壓力。1960年2月時，通過西柏林出走的民主德國公民人數為9803人，到了5月份這個數字就增長到20285人，足足增加了一倍多。於是從1960年下半年開始，烏布利希就開始試圖說服赫魯曉夫能夠儘快採取實質性的措施，烏布利希的急切心情在他同赫魯曉夫於11月30日談話之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在這次會談中，對於民主德國應該在1961年採取怎樣的行動，烏布利希做了如下的打算：不再簡單地重複之前爭取對德和約的運動，由於當前與阿登納尚未實現和平共處，因此，計劃結束兩個德國之間相互敵對的宣傳，以求進一步實現同聯邦德國的和平共處，來為對德和約創造條件。如果西方各國仍然拒絕簽訂對德和約，那麼蘇聯政府就單獨與民主德國簽訂和約。可是赫魯曉夫卻表示不會單方面與民主德國簽訂和約，他僅僅將此視為逼迫西方與其談判的一種手段。這令烏布利希感到十分不滿，認為當時什麼都不幹是正確的，但現在局勢已經變得更複雜了。他希望蘇聯能採取更加具有實質性措施。

而赫魯曉夫卻把更多希望放在美國新任的年輕總統約翰•肯尼迪（John Kennedy）身上。由於美國在豬灣登陸失敗，再加上對老撾問題遲疑不決，這些都讓赫魯曉夫認定，肯尼迪軟弱無能，必須要加以利用，因此，他決定在柏林問題上對肯尼迪施壓。

於是在1961年6月的維也納會議上，赫魯曉夫向肯尼迪遞交了一份關於柏林問題的備忘錄。其中再次提出了限期6個月解決柏林問題的最後通牒，如果美國對此不做回應的話，那麼蘇聯就會與民主德國簽訂和約，結束西方國家所有的佔領權利，包括西方通往西柏林的通道。可是赫魯曉夫在與肯尼迪的交手中並沒有佔據上風，美國堅決不放棄西柏林，這使得蘇聯達到目的的可能性極小。

但在之前與烏布利希的會談中，赫魯曉夫就已經明確表示，蘇聯不會與民主德國單方面簽訂和約，只是把它當作嚇唬西方進行談判的幌子。可是西柏林的問題又無法久拖不決，於是結束東、西柏林邊界的開放狀態只能採取另外一種方式。所以赫魯曉夫最終決定同意烏布利希的意見，封鎖並控制邊界以防民主德國人口的繼續外流，以維持民主德國社會的穩定。烏布利希最終得以在赫魯曉夫的支持下把他解決柏林問題的構想真正付諸行動，柏林牆就此應運而生。

哈里森在她的研究中認為，蘇聯與民主德國的關係出現了「尾巴搖狗」的現象。在力主修建柏林牆的過程中，烏布利希利用了動盪不定的國內局勢以及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逼迫赫魯曉夫就柏林問題採取行動，最終迫使蘇聯同意在東、西柏林的邊界上修建柏林牆。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也被哈里森視為是烏布利希用來撬動赫魯曉夫在柏林問題上有所作為的一根槓桿。在她看來，烏布利希利用了中蘇之間衝突不斷的形勢，促使赫魯曉夫同意關閉柏林邊界，以此換來民主德國繼續以蘇聯首，並同時反對中國的保證。其中1961年初馬特恩的訪華，就被其視為是烏布利希施展這一手段的實例。然而，真實的情況可能並非如此。

▲本文摘自《陌生的兄弟：中國與民主德國關係史初探（1949-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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