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後期的經濟衰退和軍備競賽，如何使得蘇聯陷入難以紓解的制度危機？

蘇聯模式的制度性危機首先表現在經濟領域。作為一種依靠國家壟斷和政治動員實現發展目標的「計劃經濟」體制，缺乏基於市場機制的內生的發展動力，並且導致經濟結構的失衡，不可避免地陷於經濟效率遞減的困境。這是戰後蘇聯經濟運行的基本態勢，也是經濟體制改革被提上議事日程的原因。

但是，1960—70年代，西西伯利亞地區石油天然氣資源的大規模開發和出口為改善經濟形勢、延緩危機提供了急需的資金支撐。猶如身患痼疾的病人有所好轉，症狀緩解的同時也擱置了通過改革尋求出路的治療方案。從1970年到1980年，西西伯利亞的石油開採量從3100萬噸增加到3.12億噸，天然氣開採量從95億立方米增加到1560億立方米。當時恰逢國際市場石油價格高漲，1970年代，蘇聯每年從出售石油和天然氣中得到的外匯收入增長了22.5倍，達到200億美元。通過石油天然氣的出口創匯和大量進口必需物資，勃列日涅夫時期度過了因效率低下、結構失衡而導致的糧食和消費品短缺的危機。然而，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在日趨保守的統治者手裏卻成為蘇聯經濟的依賴性「麻醉品」。農業危機其實並未緩解，糧食供應持續緊張，只能動用外匯和黃金儲備從國外增加採購量以彌補缺口。1973年進口糧食佔國內總產量的13.2%，1975年佔23.9%，1981年佔41.4%。據進口糧食的數量統計，1970年為220萬噸，1975年增加到1590萬噸，1980年進一步增加到2940萬噸，1984年更達到創紀錄的4600萬噸。1980年代蘇聯成為世界最大的糧食進口國，其採購量佔全世界糧食採購額16%以上。1980年代中期，三分之一的糧食製品是用進口糧食加工的。為了保證國內糧食供應，蘇聯與主要糧食出口國簽訂了長期採購協議，每年從美國購買900萬噸，從加拿大購買500萬噸，從阿根廷購買400萬噸，從中國購買150萬噸。即使如此，從1970年代后期開始，居民的食品供應和基本消費品供應仍然日趨惡化。很多地方只能用憑證供應的方式來解決生活必需品的嚴重短缺，並由此拉大了各社會階層的實際收入差距（因不同地位、職業，居住地物資供應渠道、數量和質量的不平等）。同時伴隨着消費品價格的上漲，1981—1985年，麵包的平均零售價上漲6.6%，土豆上漲7.9%，糖果糕點上漲11.6%，棉布上漲17.9%。對一些市場供應的緊俏商品，政府用主動漲價來平衡需求。根據蘇共中央決議，1979年6月1日起，黃金製品零售價提高50%，白銀製品提高95%，天然皮毛製品和地毯提高50%，輕型汽車提高18%，進口成套傢具提高30%。漲價後這些商品仍然供不應求，需要排號等候很久。由居民未滿足需求轉化的「被迫儲蓄」額1970年為175億盧布，1985年達到609億盧布，年均增長16%。

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經濟的另一個沉重負擔是與美國的軍備競賽，以及維持勢力範圍和擴張世界霸權。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後，蘇聯為縮小與美國的軍事實力差距，集中力量發展戰略核武器及運載工具，並在常規武器領域繼續保持數量優勢。1969年蘇聯在戰略核導彈的數量上追平了美國。1972—1982年，蘇聯製造了4125枚陸基和潛射洲際彈道導彈，是同期美國製造導彈的4.4倍，其擁有的戰略武器數量超過了美國。此期間，蘇聯軍工企業開發出先進的、可攜帶10枚核彈頭的巨型洲際彈道導彈SS-18（「撒旦」）和分導式中程彈道導彈SS-20（「先驅者」）。蘇聯還研製了先進的中型轟炸機圖-22M（「逆火」）和「颱風」級核潛艇。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中，軍事工業又是一家獨大，佔用了大量社會資源和相當比重的資金投入，加劇了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在經濟效益每況愈下的局面下，「經濟局勢暫時依靠燃料能源和原料資源的國際高價位來維持。只有一個經濟部門始終處於繁榮狀態，這就是軍事工業綜合體。國家在力不從心的軍費開支負擔重壓之下疲於奔命」。

軍備競賽對蘇聯來說，主要不是國家安全受到威脅，而是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需要，也就是支撐「社會主義帝國」必須付出的代價。勃列日涅夫時期恰逢美國因越戰失敗而戰略收縮，在美蘇「緩和」的形勢下，蘇聯獲得了擴張勢力範圍的機會。1970年代蘇聯在非洲、拉美和西亞多處出擊，扶植親蘇政權，擴大勢力範圍，展示其軍事力量遠距離「投射能力」和「全球大國」的角色。索馬里、埃塞俄比亞、安哥拉、莫桑比克、尼加拉瓜、阿富汗等國先後建立起蘇聯支持的「左翼」政權，它們成為蘇聯在這些地區挑戰美國霸權的戰略據點和軍事基地。到七十年代末，蘇聯的勢力範圍已經從東歐、亞洲（蒙古、朝鮮、越南）和拉美的古巴等採用蘇聯模式體制的社會主義國家，擴大到更廣泛的「第三世界」很多親蘇的「準社會主義」國家。與此同時，蘇聯用於維持「社會主義帝國」的財政壓力也大大增加。據戈爾巴喬夫時期公開的數據，當年蘇聯援助越南的資金每年400億盧布，給古巴的援助每年250億盧布。除了這兩個大頭，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親蘇政權也都能得到蘇聯的無償援助和低息貸款。甚至一些西方國家共產黨（如法共、希共、葡共等）開辦的貿易公司也能夠得到蘇聯提供的優惠合同，讓他們在對蘇商業交易中賺取額外的差價以作為這些政黨的活動經費。這種虧本買賣實際上是蘇共中央國際部按照中央政治局的指示，通過對外貿易部實施的支持各國共產黨的經費撥付。共產國際時期延續下來的用於「世界革命」的支出和社會主義陣營建立後用於「兄弟國家」的國際主義援助，再加上與美國爭奪「第三世界」所需的巨額外援資金，使蘇聯的經濟列車掛上了越來越多的加載車廂，最終使動力不足的車頭不堪重負，即使依靠石油出口創匯「蓄力」也難以維持收支平衡。

內生經濟動力的衰退和「帝國負擔」的加重，是1980年代初蘇聯陷入制度性危機的主要因素。在1970年代獲得比肩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並自詡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的同時，蘇聯社會呈現出日趨嚴重的危機徵兆，這個「跛足巨人」的病體已經出現了諸多潰瘍。1979年貿然出兵阿富汗和1980年的波蘭危機猶如兩個潰破的創口，從內外兩個向度將蘇聯的制度性危機推向爆發的「窗口期」，而1981年開始的石油國際市場價格下跌和蘇聯石油出口能力達到極限，則成為蘇聯進入危機狀態的信號燈。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自然規律在蘇聯領導層更新中發揮了作用，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三位年邁領導人相繼去世後，正值盛年的戈爾巴喬夫被推上了權力的頂峰。這位蘇共二十大後走上政壇的新世代領導人，面對的是一個亟待從改革中克服危機的國家，但他雖有改革的理念，卻沒有清晰的改革方向和路線圖，也沒有準備好應對複雜局面的政策工具箱。就是在這樣一位領導人及其政治局團隊的帶領下，蘇聯進入了前途莫測的最後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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