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卡特政府到特朗普政府，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從卡特任期結束至今已經將近40個年頭，國際權力體系格局和美國自身的單元層次要素早已發生了深刻性的重組和變遷：美蘇兩國受冷戰思維模式主導的國際權力體系架構隨着蘇東劇變逐漸重塑為以美國作為全球性強國，中國、歐盟、俄羅斯作為地區性強國（政治實體）的體系格局。美國國內的單元層次因素，特別是政治精英對於體系的認知也伴隨着國際體系深刻性的變遷而發生了數次的調整。即便如此，卡特政府的對華政策在當下仍然具有啟示意義。

21世紀以來，隨着中國的迅速崛起，中美兩國在綜合國力的差距逐漸縮小。以經濟數據為例，199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約為0.36萬億美元，同期美國則高達5.97萬億美元。美國的經濟總量約為中國的16.5倍。到了2018年，中國的經濟總量高達13.6萬億美元，美國的經濟總量為20.49萬億美元。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達到美國的65%。而中國年均的經濟增速要高於美國，按照這種趨勢發展下去，中國將在不久的將來會在經濟體量上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擔心中國如此迅猛的發展勢頭會危及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和以美國所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

特別是「911事件」和次貸危機相繼發生之後，美國在世界政治和經濟秩序的主導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質疑。與此同時，中國「一帶一路」戰略佈局和亞投行（AIIB）的設立正在重新塑造着國際秩序。基於不斷變遷的結構性現實，從小布什政府開始，美國的決策層開始重新拾起里根時代新保守主義的冷戰思維，在戰略上遏制中國的和平崛起，以「零和博弈」處理中美兩國的分歧。2016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後，美國在兩國貿易問題上無限放大分歧並且製造矛盾，以所謂的「逆全球化」思維破壞多年來形成的中美經貿良性合作的既有秩序。而在地緣戰略上，又拉攏澳大利亞、印度以及東南亞一些國家形成了所謂的「印太戰略」網以期在地緣戰略空間上壓制中國。

從某種程度來說，特朗普政府時期的「印太戰略」與卡特政府時期提出的「硬緩和」戰略有一定的相似性。卡特政府時期，布熱津斯基將基辛格提出的緩和戰略進行了改良，即在對外關係總體路徑呈現緩和的基礎上增添了對蘇遏制以實現衡平。為了有效地圍堵蘇聯，卡特政府在任內實現了中美關係正常化，將中國寄託成為遏制蘇聯的「橋頭堡」。而在特朗普時代，美國又片面地將始終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的中國理解為上世紀70年代的蘇聯。其在亞太地區部署的所謂「印太戰略」網與當年遏制蘇聯在形式如出一轍，只是遏制對象由蘇聯換成了中國。

如果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角度去解讀美國在戰略層面將中國重新視作遏制對象的原因，首先，體系層次上，中國的全面崛起正在打破美國主導並壟斷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例如，在美國長期所主導的手機通訊市場出現了如中國的華為、小米等產品，佔據了世界手機市場相當比例的市場份額，打破了美國長期在該領域的壟斷局面。其次，單元層次上，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相互交織始終是美國戰略文化的根本邏輯。當美國主觀上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不能再為美國輸送利益的時候，理想主義就逐漸成為美國對華戰略思維的主基調，即通過遏制實現對中國的制衡。

那麼，中美兩國是否會避免直接的戰略對抗，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許多人通過特朗普上台後一系列對華遏制政策得出，中美會逐步走向日趨緊張的戰略對抗，世界和平穩定的秩序會遭到嚴峻的衝擊和挑戰。但中美不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之中，更不會展開全面的對抗。誠然，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下，每個國家都擔心自身的國家安全利益會遭到他國的侵害。當今的中國逐步走向繁榮和富強並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已不再是多年前那個落後封閉的中國。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急速崛起抱有很大的擔憂，認為中國會代替美國所主導的世界體系和秩序。其實這是對中國發展崛起路徑的嚴重誤解。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訪問美國期間就提到，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當今國際社會早已不是幾千年前古希臘彼此封閉的城邦國。國家之間彼此的利益分佈呈現出高度融合的狀態，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基於此，中美兩國應該攜手建立21世紀新型大國關係，即「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以及「合作共贏」，並承擔起世界秩序穩定和發展的擔當，共同推動人類文明邁向新的台階。

▲本文摘自《卡特政府對華政策與中美建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