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上架｜歐陽哲生重估五四歷史意義

政治與文化的雙重變奏——五四運動的本事、紀念與詮釋

作者：歐陽哲生

出版商：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ISBN：9789888860890

「五四」作為一個表現民主、科學精神的文化符號、一個青年學生愛國主義傳統的偉大象徵、一個中國知識份子的公共節日，是現代中國最富激情力量的精神源泉。五四現在是，在可見的未來還將是人們說不盡、道不完的話題。本書作者歐陽哲生教授長期從事五四運動及其代表人物研究，已出版多本富有影響力的相關著作和編著。

本書是他近七八年來研究五四運動論文的最新結集，按內容將收文分為三篇：「本事篇」根據原始文獻或檔案材料，回到歷史現場，客觀呈現五四運動的本來面目；「紀念篇」溯流窮源，系統清理各大黨派紀念五四運動的話語系統，解析五四話語的政治文化蘊含；「詮釋篇」檢視百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研究論域之拓展歷程，全方位地展現新文化運動的絢麗畫卷，重新估價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

自 序

「五四」作為一個表現民主、科學精神的文化符號、一個青年學生愛國主義傳統的偉大象徵、一個中國知識份子的公共節日，是現代中國最富激情力量的精神源泉。對它的研究曾似眾星捧月般的顯學，被眾多海內外學人追尋。然而近三四十年來，伴隨對五四運動與傳統文化關係的各種爭議、非難、辯駁的聲音，「五四」似乎也成了一個複雜的存在。歷史就是這樣，它像左右搖晃的鐘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不斷升溫的「國學熱」和讀經潮中，「五四」的面目今天多少顯得有些特異。

我對五四運動的研究興趣早在1980年代中期即已萌發，碩士畢業論文選題為《胡適早期政治思想研究》，意在探尋胡適走向新文化運動的心路歷程。1988年夏應「驀然回首」叢書編委會的邀約，撰寫《新文化的迷霧——二十世紀中國文化批判》（最初題名，後改題《新文化的源流與趨向》），此著主題實際上也是圍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源流來展開。當年之所以選擇五四新文化運動史作為自己的研究主題，首先當然是基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中國近代文化轉型中所處的關鍵地位這一認識，其次也與自己深受1980年代中期興起的「文化熱」的感染有關。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長期的階級鬥爭風浪，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對政治漸生厭倦，甚至厭惡，從「去階級鬥爭化」到「去政治化」，對人生的選擇和學術的選擇都有意無意地疏離政治，規避政治，這是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重要思想基礎。1978年通過高考我進入湖南師院政史系歷史專業，入校後不久政史系分家，歷史專業恢復其「文革」前歷史系的老牌，當時一些分在政治專業的同學很不高興，希望能去歷史系，有的同學甚至找到我要求對換專業，這個人生插曲也算是一則笑談。那時的中國知識份子轉向重視專業，整個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都是以此為思想出發點。以後我研究胡適、傅斯年、丁文江這些歷史個案，他們都是新文化運動的典型代表，似乎也是順此思路向前自然演進。現在回顧自己走過的學術道路，自覺這真是歷史的恩賜，如果沒有新時期啟動改革、開放這樣的大背景提供的相對寬容的環境，我們的人生與學術肯定是另一番模樣。

在從事五四新文化運動史的研究過程中，我有幸接觸過多位在這一領域做出重要成就的前輩學者，如中國內地的彭明先生、丁守和先生、蕭超然先生、耿雲志先生，台灣的張朋園先生、汪榮祖先生、周昌龍先生，香港的金耀基先生、陳方正先生、陳萬雄先生；美國的周策縱先生、唐德剛先生、林毓生先生；日本的狹間直樹先生、齋藤道彥先生、小野信爾先生，聆聽過他們的教導，如今他們中好幾位已不在人世，與他們的交往經歷，自然成為自己珍貴的學術記憶。作為學術交流的一部分，我還組織同人接續翻譯周策縱先生的《五四運動史》（第八至十四章。按：港台版《五四運動史》當時只譯了前七章），使之完璧，如今這個譯本已成為在中國大陸最為流行的《五四運動史》版本，它先後在嶽麓書社、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四川人民出版社幾家出版

儘管對五四運動的歷史評價尚存不少爭議，但「五四」仍然是中國知識界最為關注的節日，也是海內外學術界同人喜歡群聚的紀念性日子。新時期每逢9字的年頭，國內海外都會舉行各種各樣紀念五四運動的學術研討會，這幾乎成為定規，因此這些年頭都是我的大年、忙年，海內外與五四運動相關的紀念性研討會，我都會盡己之力，積極參與。北京大學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搖籃和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在主辦紀念性的五四運動學術研討會方面首當其衝、責無旁貸，我擔負過籌備、組織北京大學紀念五四運動八十周年（1999年）、九十周年（2009年）、一百周年（2019年）三次國際性學術研討會的工作，在中外同人之間架起學術對話、交流溝通的橋樑。這三次學術研討會從策劃籌措，到具體組織，再到報道會議的學術綜述、編輯論文集，都一手挑起，樂此不疲地為大家「跑龍套」，將五四運動史研究一波一波向前推進。因為有這些特殊的經歷，我自然能體會研究五四運動史的箇中滋味，五四研究是「顯學」，也是「險學」，「五四」經驗是我學術經歷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對五四運動史研究的興趣主要關涉四個方面內容：一是根據原始文獻或檔案材料，客觀敘述五四運動的「本事」，為此撰寫〈《新青年》編輯演變之歷史考辯——以1920年至1921年《新青年》同人來往書信為中心的探討〉、〈作為「事件」的五四運動——從檔案文獻看北洋政府對五四運動的處置〉、〈從五四時期的「主義」建構到中共初創的行動綱領——五四思想史的動態考察〉等文，這一組論文意在回到現場，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二是溯流窮源、重新梳理新文化運動與傳統文化的關係，曾經發表〈試論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傳統起源〉、〈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以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儒學關係為中心〉、〈中國的文藝復興——胡適以中國文化為題材的英文作品解析〉等文，這一組論文其實都是針對指斥新文化運動與中國人文傳統關係的一些不實之詞所作的回應或澄清。三是系統清理紀念五四運動的話語系統，為此發表〈自由主義與五四傳統——胡適對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被解釋的傳統——五四話語在現代中國〉、〈新文化的理想與困窘——蔡元培看五四運動〉、〈紀念「五四」的政治文化探幽——1949年以前各大黨派報刊紀念五四運動的歷史圖景〉，這一組論文主要是展現紀念五四運動的政治文化圖景，發現其中蘊含的複雜的主義之戰和話語權爭奪。四是探討五四運動代表性人物的思想主張及其活動，這方面我投入研究精力較多的是蔡元培、陳獨秀、胡適、丁文江、傅斯年這些新文化運動的主流派代表，對胡適、丁文江、傅斯年三位尤有專攻。我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史研究相關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整理歷史文獻，已編輯、出版《胡適文集》（12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初版、2013年修訂版）、《胡適全集．書信》（第23—26卷，與耿雲志合作，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傅斯年文集》（7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初版、中華書局2017年增訂版）、《丁文江文集》（7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等。2019年我受命擔任《復興文庫》第一編第七卷《新文化運動》的編輯工作，2022年9月推出煌煌七冊，這是新文化運動文獻一次比較系統的整理彙編。這些書籍都已成為同行使用率較高的參考文獻。

作為近代中國的重大歷史事件，五四運動不像此前的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主要是在政治層面撬動中國，它是在精神層面震撼國人的心靈，促使中華民族的覺醒，使民主、科學深入人心，它是現代性在中國紮根的標誌性事件。五四運動已過百年，對它的歷史認識和學術探索，不斷深化和拓展，五四的意義也在新的詮釋中不斷轉化、遞進。研究五四運動史關涉到激進、漸進、保守不同類型的歷史人物，以我的研究經驗而言，不管什麼思想主張，只要言之有理，講清自己的道理（歷史的、邏輯的），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本此認識，即使對相對保守、傳統的孔教論者陳煥章，或現代新儒家代表梁漱溟，我也並不拘守門戶之見，對他們持「同情的理解」態度。陳煥章的博士論文《孔門理財學》之所以能「重見天日」、《孔教經世法》對戰爭與和平關係的探討價值再次得到確認，我確有難脫干係的發掘之責。我以為我們的時代已不必再取非此即彼的兩極選擇，而應謀求在各種文化主張中尋找新的綜合和平衡，使中國新文化在健康、寬闊的大道上邁進。不必諱言，從對傳統的珍惜和包容這一視角看，從對社會有序的穩定和企盼這一要求看，我們所處的年代正在日益呈現出某些後五四的精神特徵。但從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趨向並未改變是民主、科學這一方向看，我們仍處在五四的延長線上，五四作為具有強烈感召力的精神象徵，說明它的現實意義還遠未消化殆盡。五四現在是，在可見的未來還將是人們說不盡、道不完的話題。

自從出版《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繁體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簡體版）以後，又過去了十餘年，現在獻拙於讀者的這本《政治與文化的雙重變奏——五四運動的本事、紀念與詮釋》彙聚了自己近七八年探研五四的系列論文。按內容將收文分為三篇:「本事篇」根據原始文獻或檔案材料，回到歷史現場，客觀呈現五四運動的本來面目；「紀念篇」溯流窮源，系統清理各大黨派紀念五四運動的話語系統，解析五四話語的政治文化蘊含；「詮釋篇」檢視百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研究論域之拓展歷程，全方位地展現新文化運動的絢麗畫卷，重新估價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這三篇是為「五四三調」。當然，敘述「五四」的「本事」多少又包含着重新詮釋的意味，敘事本身就是詮釋；紀念喚起人們的「五四」記憶，親歷者的回憶構建不同版本的「五四」文本；詮釋是對意義的構造、價值的重估，它對「五四」敘事具有引導的作用。這三者很難截然分開。我之所以分此三篇，只是顯現研究的分層處理，以表現五四運動史研究的複雜性、多元性和豐富性。感謝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副總編輯黎耀強先生給我這樣一個集成作品的機會，我又可再次將新近獲取的研究心得與大家作一次交流。

2023年10月27日

於北京海淀水清木華園

作 者 簡 介

歐陽哲生，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獲國務院頒發政府特殊津貼。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曾赴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日本東京大學、英國牛津大學訪學，多次赴香港中文大學、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等處訪學。在《歷史研究》、《北京大學學報》、《中共黨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中國文化》、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等國內外刊物發表論文一百餘篇。著作有：《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之現代闡釋》、《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嚴復評傳》、《科學與政治—丁文江研究》、《探尋胡適的精神世界》、《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傅斯年一生志業研究》、《古代北京與西方文明》、《胡適的北京情緣：一個新文化人的日常生活史》、《中華民國專題史》（第二卷，合著）等。編有：《胡適文集》（十二冊）、《傅斯年文集》（七卷）、《丁文江文集》（七卷）、《復興文庫．新文化運動卷》（七冊）等。主編《海外名家名作叢書》、《人文中國書系》、《京華往事叢書》（Memories of Pe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