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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國學術與文化之變——探索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

     本書是繼拙著《中國文明的現代轉型》於2016 年出版後,我對中國現代化與現代性這個學術課題最新問世的論文集。全書共七篇文字,六篇寫於2015 至2020 年五年間。這本《百年中國學術與文化之變:探索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與《中國文明的現代轉型》可說是我的現代化論述的兄弟篇,二書同為我1966 年出版的《從傳統到現代》的後續書寫。這三本書的題旨是前呼後應、一以貫之的。誠然,自1966 年到今年2020 年已超過半個世紀,我由三十而立的青年已變為古稀之年後又十五年的八五老人。白雲蒼狗,歲月悠悠,所感欣慰者,半個世紀來我的學術志業未變,我對中國現代化之最終鵠的必在建立一個中國的現代文明之信念未變。我最感欣慰的是,就在這五十多年中,貧弱落伍、苦難不斷的中國已經踏上構建現代文明的大路了。當然,我十分清楚,構建現代文明之路曲折崎嶇,波湧浪高,不會一路無苦無難。在這裏,我願引本書兄弟篇《中國文明的現代轉型》一書的〈前言〉中幾句話與讀者諸君共勉:

誠然,

今天已經出現了一個中國現代文明的基本形態,

但它還處於轉型的過程中,

還不斷在學習、提升、反思、完善和持續的試驗中。

如果再有三十到五十年的和平環境,

在二十一世紀裏,

一個有別於「西方現代性」的中國的現代文明將可修成正果。

對此,我是有所憧憬的。

我也相信,這是中國人的歷史共業。

        本書的論述是循着我的中國現代化理論框架展開的,我曾指出,中國從「傳統」到 「現代」的發展路徑是決定於中國現代化的三個主旋律,也是中國文明現代轉型的三個主旋律,即(一)從農業社會經濟到工業社會經濟;(二)從帝制君主到共和民主;(三)從經學到科學。在過去一百五十多年的歷史過程中,這三個主旋律或同時間發生,或先後時間發生,有時快,有時慢;有的很成功,有的很不成功。因此,中國的現代化或中國文明的現代轉型是不完全均衡的,但我們整體地看、歷史地看三個主旋律是持續地在運作的,中國的現代化是有成績的,此所以我上面說「今天已經出現了一個中國現代文明的基本形態」。本書的七篇文字大都是圍繞三個主旋律而書寫的。

      〈中國百年學術之變與發展:從經學到科學的範式轉變〉一文指出中國百年來學術上的最大變化是從經學到科學的範式轉換。經學是中國古典文明的核心組成,而科學則是中國現代文明的根本元素。有科學,中國才能進入現代,也才能有真正的工業文明。今日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科學(包括科技,也包括社會科學)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此文原是為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成立七十週年(2019)的學術講座而寫。

      〈中國現代政治文明的探索:從民本到民主的歷史之路〉一文,旨在探索現代政治文明的創立之路。政治文明在中國現代文明中佔中心位置,惟千百年來,中國歷史上除帝國君主制外,從未有過對國體或政體的叩問與新見,直到十九世紀末始有康、梁的君主立憲、孫中山的共和革命的倡論。而在二十世紀的歷史中,國民黨和共產黨先後在中原大地建國,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政黨1912 年創立中華民國,首申「共和民主」之義;共產黨在1949 年創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再申「共和民主」之義。故「共和民主」殆為中國政治文明所不可或無的制度與文化。誠然,推翻清朝帝制固不易,而建立「共和民主」則更難。故二十世紀以來,建造共和民主的政治文明始終是中國現代化中最艱辛的一項制度與文化工程。但難則難矣,這卻是中國建立現代文明的歷史共業所不能迴避與缺少的。我這篇文字是對台灣政治現代化的一個歷史社會學的觀察。誠然,在我筆下,中國大陸與台灣在半個世紀中,在海峽兩岸,都在譜寫中國現代化的大故事。此文原是2015 年在台灣中央大學「余紀忠先生講座」的演講稿。

      〈簡論蔣廷黻其人其書〉一文是我對蔣廷黻這位民國學人之治學與從政(外交)兩個人生的簡論。我的論述重點則落在蔣氏1938年所撰《中國近代史》一書上。這本僅有五萬字的著作是蔣廷黻終其一生唯一留世,也是足可傳世的著作。蔣氏在書中提出「近百年的中華民族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作為一個有世界格局觀的歷史學者,他是第一個指出中華民族之興亡存續是繫於能不能近代化這個問題上的。證諸自鴉片戰爭迄今一百八十多年的歷史,蔣廷黻是一位有卓越史見、史識的史學家。此文原為武漢崇文書局「名家中華史系列」之蔣廷黻《中國近代史》所作的導言。

      〈蔡元培與中國現代大學範典之建立〉一文指出蔡元培是中國學術教育現代化的關鍵人物,他對北京大學的改革不啻是為中國大學定性定位,他以大學為「研究學問」之機構,廢經學科(《詩經》《春秋》《易經》等皆歸入文科各系),把科學(在蔡氏眼中,包括自然、社會及人文各科)安排到學術殿堂的主位。蔡先生無疑是中國現代研究型大學的奠基人。此文原是2005 年在北京大學中國文化書院所作「蔡元培先生講座」的講稿。2016 年修正原稿,並收入拙著《再思大學之道》(2017)。

      〈大學與中國現代文明的建構〉。在二十一世紀,大學已是「知識工業」的基地(Clark Kerr),知識更成為一切社會、經濟、科技等變革發展的主要動源,故大學必然成為構建中國現代文明的源頭活水。但今天的大學以科學為重,唯「真」是求,與古之「大學之道」唯「善」是求,實大異其趣。今之大學重「知性之知」,古之大學重「德性之知」(價值之學),今日大學之優勝者往往在科研與創新知識上卓然有聲,但在大學本科教育上則只有「智育」,而甚少或沒有「德育」;只有「知識教育」,而甚少或沒有「價值教育」。就連哈佛大學的教育也遭「卓越但沒有靈魂」(Harry Lewis)之譏評。故我近十餘年來,屢屢著文,中國的大學必須求真、求善與求美(善美在中文是同義字,見《說文解字》)同重,必如此,中國大學才能擔負起構建中國現代文明之任務和責任。蓋中國的現代文明的理想境地是應包有真、善、美三個範疇的。此文原是根據我於2013 年在南京大學及2014 年在江西師範大學所做的兩次演講稿整合增補而成,並收入2017 年拙著《再思大學之道》。《再思大學之道》與《大學之理念》01 是我論大學的姊妹篇,讀者幸垂察焉。

      〈回眸五四百年:簡談中國的兩個「新文化」〉一文是為紀念五四百週年而寫。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繼曾(曾國藩)李(李鴻章)自強運動、康梁維新運動、孫中山辛亥共和革命而起的一場思想上、文化上的現代化運動。批判傳統,「重估一切價值」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調;「打倒孔家店」更是「去儒學中心化」的一個強音。整體而言,論者頗有以五四新文化之功在「破」而不在「立」。作為一個「後五四」之人,我個人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反傳統一點上是大有過激之處的。「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更是幼稚而粗暴,但新文化運動對傳統中陳腐、愚昧的東西的撻伐,真起了摧陷廓清的作用。至於五四標舉的「科學」「民主」更是走向現代文明的明燈。故五四新文化運動功不止在「破」,亦在於「立」。我此文就是特別討論五四百年至今,中國已出現了兩個極有生命力的「新文化」,即科學文化和審美文化。因了這兩個 「新文化」,今日中國的文化景觀已遠非百年前可以想像的了。事實上,科學文化和審美文化必然成為中國的現代文明的核心組成。此文原是為香港集古齋出版的《美術家》2019 年復刊號而寫。

      〈錢穆側影:《錢穆先生談話錄》序〉。錢賓四先生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位有標桿意義的學者。他是史學家、通儒、國學大師,是中國文化的一個象徵人物。錢先生於1990 年離世,錢夫人胡美琦女士以「洪荒之力」出版了五十四冊的《錢賓四先生全集》,陳志明先生在《錢賓四先生全集》外,從散佚在海內外的刊物雜誌中,蒐集到九篇錢先生的訪談記錄(其中包括蔣中正與錢穆的對話,金庸、胡菊人對錢穆伉儷的訪談等),準備在今年錢先生逝世三十週年出版。因知我與錢先生為「忘年交」,他特來信請我為錢先生的談話錄作序。我與陳先生素昧平生,但讀其來信,深感義不容辭,並欣然應命,遂在新冠疫情中寫了遠逾萬言的〈錢穆側影〉一文,對錢先生其人、其學、其事,對錢先生如何看人生、看人文、看中國文化作了一個側面的、半全景式的敘述。我發覺我所寫的實是二十世紀一個偉大讀書人的故事。

        寫到這裏,我忽然想起有些友人(特別是東曉和甘琦兩位出版人)問我的一些話。他們說,我金某一生以研究中國現代化、追求中國的現代文明為志業,而錢穆先生是出了名的中國文化守護神,錢先生一生可以說是以維護發揚中國文化為懷抱的。他們說我與錢先生怎能如此心契神會,成為錢先生的「忘年交」?友人之問問得好,我願趁此機會簡答幾句。

        我早在中學時代就讀錢先生之書,對他一直心存敬意。我與錢先生相識始於1977 年,那時錢先生已是八五歲長者,我則剛過不惑之年後兩年。我是以新任新亞書院院長身份到台北素書樓拜見創辦新亞的老校長。那次初次見面便有一見如故之感。離去時,錢先生說「我們有緣」。自此之後,一直到他離世,我每次赴台總會留一上午,專程到素書樓看望錢先生,並作長談,真可說成了忘年之交。我也從讀其書到識其人,我必須說多次與錢先生晤面,我不止受益而且享受到言談的樂趣,同時,我也深深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

        錢先生與我的學術取向雖不同,但講到底,我的中國現代化理論思維中,傳統絕不是現代化的包袱、障礙而必須予以剷除或打倒者。文化傳統不是鐵板一塊,有的固須淘汰,有的應該改造,有的則不但需維護更要發揚光大。故我對一些簡單化的反傳統論調(五四之後在大陸文革中滿目皆是)極感厭惡,它們不但無助,而且絕對有害於中國的現代化。我自始相信,像中國這樣有悠久文化的古國,要想有真正的現代化,必須有賴傳統的轉化與再創新。所以,中國現代化決不能把「傳統」和「現代」看作是兩個割裂的對立體。我是不認同全盤西化論的,更認為一味的反傳統是永遠走不上現代化之路的。反之,對傳統文化有真知、有真情懷的學者我是敬重的。讀者應不感訝異,在我1966 年出版的《從傳統到現代》一書中,就多處引用了梁漱溟、錢穆等學者的著作。1979 年,我更為傑出畫家何懷碩的《藝術‧文學‧人生》一書作序,寫了〈沒有「沒有傳統的現代化」〉 的長文,文中說:

中國的現代化不能不從歷史傳統出發,

不能不從古典傳統中汲取靈源。

在理論上、在經驗上我們都不可也不能剷除傳統,

在文化的零點上做現代化的創造。

現代化有多種,但絕沒有「沒有傳統的現代化」。

         從這裏,就可以見到我對傳統文化的立場和態度,也可以理解何以我與錢先生兩代之間沒有隔閡,且正多忘年的心契神會。坦白 說,〈沒有「沒有傳統的現代化」〉發表後,四十年以來,我的現代化立場越堅,我對中國文化傳統的敬重也越深。講到底,中國現代化的大業,中國建構現代文明的大業畢竟是循「融會中西」「返本開新」兩線並行展開的。我將〈錢穆側影:《錢穆先生談話錄》序〉作為本書之殿,正用以彰明建構中國現代文明大業中,「返本開新」之真義。

        在我八十五歲之年,在新冠疫情漫漫無止之時,此書得以問世,內心是感到欣慰的。這本論文集由動念到完成,從選文到定稿,趙東曉博士自始至終是一位推動者。這是我必須向他深切致謝的。當然,中華書局的總編輯侯明女士所提供的專業意見與加持,我也應同此誠摯致意。

 

金耀基
2020 年7 月9 日夜

 

(本文摘自《百年中國學術與文化之變——探索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一書前言》

 

百年中國學術與文化之變:探索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

作者:金耀基

出版商: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分類: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