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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守護|南丫海難的救援工作

香港消防處救護員會理事——陳德霑先生:「我在1998年12月入職,出班後駐守何文田救護站,工作七年後接受了EMA及各種醫療技術訓練。我駐守何文田已經二十多年2020年才轉職在社區應急準備課(CEPD)工作,向市民提供急救及救護資訊常識。」 

南丫海難

陳德霑(阿霑)駐守何文田多年,亦有參與2012年令香港市民為之神傷的「南丫海難」。問到阿霑為何會被調派到港島參與南丫海難及擔當怎樣的角色,他回憶道:「當晚我是當夜更。為何會調派到香港仔?部門常有『頂更』的情況,例如某處沒有閒置的救護車但遇上案件,就會調派鄰近或經過區域的救護車前去;但這次並非一般『頂更』的情況,而是直接從何文田調派我們到香港仔碼頭,所以相信是九龍其他地區的救護車都有任務在身,所以需要我們出動。那天在局中已經留意海難的消息,接到調派要求後我們到香港仔碼頭等待消防輪接載,以我所知,我們是第一批出海接載病人的救護員,當時共調派了五輛救護車的人手出海執行治療任務。那時有大量消防輪、水警輪及海事處船隻,已經把部分病人送到海怡半島碼頭,該處亦設置了救護工作區域,所以我們以為消防輪會送我們到海怡那邊幫忙。因為不知道現場的情況,所以我們把能夠帶上的裝備全都帶上。上船後消防輪越駛越遠,夜晚漆黑一片,透過小窗才驚覺自己到達海難現場,而非海怡半島碼頭。」

 

「起初上船時,我們共有五輛救護車的人手,即十五人,在海難中心點外有消防輪及其他政府救援船隻在旁,我們被指派以三人車組到不同船隻工作,如此類推,各車組人員被分派到不同船隻服務傷者。最後剩下我的車組在那艘消防輪上,但很快便被告知需要分開工作,兩名同事到另一艘消防輪照顧一班受驚的小朋友,他們許多被嚇至神情恍惚,幸好大都沒有受傷。我繼續在原來的船上待命,不久有消防員呼喚我,說他們在海上又救了一名傷者,我馬上準備幫手,消防員才告訴我傷者在另一艘水警輪,救上船後未見有呼吸和脈搏,希望我前去檢查,看看能否施救。我拿起全套裝備前往該艘水警輪,過程回想起來其實相當危險,因為海面風高浪急,兩艘船難以靠得很近,我要從消防輪『跳』到水警輪上,而且沒有穿救生衣,幸好成功登上了水警輪。無奈的是察看該名傷者時,其實他已被割斷喉嚨,沒有任何呼吸和脈搏。在分流工作機制中,此類病人歸類為『黑色病』,即從表徵察看已無生命跡象,我們會將此類病人安放到別處,再去幫助其他尚有生命跡象的病人。我告知水警該名傷者的情況後,發現消防輪已經駛離,唯有跟隨水警輪到香港仔水警碼頭,並將死者搬到水警碼頭。然後打電話四處尋找車輛接我,輾轉間成功登上一輛救護車,前往海怡繼續幫忙工作。」

 

阿霑前往海怡半島現場後的情況如何呢?「海怡半島現場,每個人都非常忙,就像災難電影的場面,救護員和消防員都是忙完一件事,洗一洗頭盔就衝去忙另一件事。所以我一收拾好裝備,向現場指揮官報告情況及先前的工作狀況後,就被指派參與現場的治療工作,為其他病人服務。我與同車的兩位同事會合,大家簡單複述剛才的工作狀況,就一起到不同位置協助其他車組。因為現場傷者眾多,而且各機關人員:救護員、消防員、警察、海事處、聖約翰、醫療輔助隊空群出動,人人都非常繁忙,不要指望有人指派工作給你,要自動自覺幫手。大家都非常緊張,希望將尚有生命跡象的病人全都送到醫院作進一步治理,然而夜更救護車比日更少一半,加上我們應對災難的機制,會因應病人情況聯絡醫院接收病人,部分傷勢較輕的病人被送到觀塘的聯合醫院,傷勢重的當然就會火速送到附近醫院。除了新界不作考慮以外,香港、九龍的醫院都有機會接收病人,一批救護車出發送病人到醫院後,往往要等一段時間才有下一批救護車可以使用。我們在現場到處幫手,召喚及指揮的聲音此起彼落,根本聽不清誰在指揮些甚麼,但大家目標一致—就是救人。當中有病人清醒但情況危急需要送院,而我們有車、有裝備,有條件執行轉送任務,所以去幫忙送病人到醫院。分流處指揮交了兩名病人給我,我確認送去哪間醫院後,就馬上出發至瑪麗醫院。當天我們晚上八時半上班,基本上回到局中就收到這個任務,一直工作至凌晨三點多;當時尚未清場,因此我們打算把兩名病人送到醫院後,馬上報上調派表示隨時可以返回海怡幫忙。當我們駛到西營盤附近時,收到一宗老人氣促的召喚,到達現場後,我們馬上向老人了解情況,怎料他回答已經氣促了兩天,也就是說情況不算危急。當時海難當前,我們都為此感到無奈。送老人到醫院檢查後,已經凌晨五時多,海難的處理工作大致完成,因此我們最終未能返回現場再次幫手。處理完海難後,我們照常工作,應付下一次召喚。」

 

問及阿霑當時現場救護工作如何進行,他回應道:「救護職系接到災難或大型事故的通報後,會開啟緊急機制,救護人員到達現場後會將病人根據情況分為『綠、黃、紅、黑』四種顏色的級別。在海怡碼頭,救護官已經指揮設置不同的救護工作section,例如剛才提到的分流處,將病人根據傷勢分為不同顏色級別;也有工作為不同顏色級別的病人處理傷勢;另外是調派送院工作,將病人調配給不同的車組送院;還有醫院聯絡組,與醫院聯絡確認病人狀況及資料,我們會跟醫院說明預計到達時間,讓院方準備好接收病人作第一時間治療;最後就是出發送院。處理大型意外或災難時,第一輛到達現場的救護車會將情況上報,並要求增派人手,在更多救護車前往現場時,救護官亦會隨之而來,首先是救護主任或高級主任觀察及指揮現場,若然情況比預想中更大型,就會逐步升級,如同火警一樣。」

 

阿霑最初收到調派指示,是「香港仔有七車連環相撞」要求前往服務,並不知道真正任務是應對海難;在前往途中一直未見有車禍,再向調派查詢方知真正任務。「一收到真正任務,第一時間感到緊張及擔心。得知許多人墮海,當中有小朋友,心急如焚只想馬上前往現場。當時全世界都忙得不可開交,所以可能因為這樣調派上出現一開始的狀況。當時現場所有人員的心情我相信都是一樣,就是心急,希望盡快救人,減低傷亡。工作過程中整體心態是緊張、焦急,由水警碼頭到海怡碼頭時其實已經非常疲憊,但並不希望停下來,所以不斷幫忙工作。直至到達瑪麗醫院,急症室也像戰場一般,當晚參與救援的所有機關都一定非常忙亂。我們在醫院看到便利店,才感到疲累,於是買個麵包撐一下,就馬上跟調派表示能夠再前往現場。調派人員表示一有相關召喚會馬上交給我們,豈料駛經西營盤,就接到剛才說的氣促個案。工作其實是如常去做,但內心不免慨嘆市民對自身情況的判斷往往有落差。整晚非常疲倦,但當想到有人需要幫助,我們就禁不住要去繼續工作。」

 

問及對南丫海難的感受,阿霑表示:「當時尚未有任何信仰,該晚工作過後,心情很是沉重,久久不能釋懷;事隔一年再去現場,心情依然沉重。事件後,許多人讚賞我們的工作表現,但我內心並不『收貨』(接受讚賞),因為覺得可以做得更好。當處理完一場大型災難,每次憶起傷者和死者,就會有許多思緒湧上心頭。處理大型災難或意外時,我們都會埋頭苦幹,在那一刻許多同事都不經意地將情緒壓抑或放在一旁,事後才慢慢感受到那些情緒。它們會影響我們的價值觀,對家庭、生命、工作的看法等。可能自己也未能察覺情緒受到困擾,積累之下就很容易變成情緒問題。整體而言,對救護工作的感受往往在事後才會浮現。」

青少年學生在校企跳(企圖跳樓)與家庭倫常慘劇

二十多年救護生涯中,除了南丫海難,還有不少難忘的片段。「大概六七年前接到召喚,有一個中學生坐在學校走廊的護欄上,當時有老師勸導該名男學生,亦有警員在場戒備。男學生對警員非常反感,要求他們遠離自己,於是我們便跟警員商量,請他們到其他地方預備,免得刺激學生。當時消防員已到達現場,但學生表示不願意見任何人。我們是第一批順利來到學生附近的人,於是我嘗試跟他攀談,他也願意回應我,於是我在遠處一旁一邊跟他談心,一邊慢慢走近,前後接近三個小時。後來在他旁邊,我像朋友般對他說:『不如你先下來吧,我們這樣傾談很累呢!不如我們進課室坐着慢慢聊吧!』其實在整個過程中,我並未施用任何醫療技術或藥物,只是靠一張嘴,純粹傾訴與聆聽,最終學生願意下來,我與他成功破冰及建立信任。最後,值得開心的是我們與學生幾乎是搭着肩膀登上救護車,前往醫院檢查。為何印象深刻呢?實不相瞞,當年救護員沒有相關訓練和知識,對企跳者也好、精神病人也好,對策大都傾向束縛並控制病人,以暴力為主。我也曾經受到情緒困擾,而當時正在修讀心理學,因此了解處理情緒困擾以傾訴聆聽為主,在對方身邊傾聽,慢慢進入他的世界,才有可能幫到他。藥物治療有時是好事,但心靈的輔導也非常重要;繃帶可以為傷者止血,但心靈的流血,卻沒有繃帶可以幫得上忙,因此我們要關心心靈創傷。每個人都需要別人諒解,傾聽自己的想法,因此我以代入及心靈輔導的方式去處理這些個案,而這宗案件是我第一次成功勸服企跳人士,所以印象很深。大眾都知道警察或消防員會以較主動——難聽一點是較暴力——的方式將企跳人士制服或救回來,救護員的優勢在於形象較為軟性,加上坊間總會忽略了我們也是紀律部隊的一員,所以較容易接近這些人士。消防處近年開始關注此類案件及屬員的精神情緒狀況,相信往後會有更多相關訓練。」

 

另一宗案件是2006年愛民邨敦民樓的倫常慘劇,阿霑憶述:「當日接到召喚,在愛民邨有兩名傷者,分別是墮樓及斬傷。我們馬上出發,在現場附近已經聽到有人不斷呼救:『救命啊!救命啊…… 』當發現求救的人時,我感到很心疼,那是一名婦人,下巴被斬中已經掉落,她忍痛按着下巴不斷呼救:『救命啊!快救救我女兒!救命啊…… 』愛民邨是井字式公屋,我們從天井望下去,發現墮樓的人一動不動地伏在地面。那人是婦人的丈夫,他斬人後便從單位跳下去。單位內的房間有一名只有八歲的女童,她躺在床上,已經死亡。當時是清晨六時許,即是女兒在睡夢中被父親斬死。那一刻的場面真的如電影般,一步出升降機,婦人撲上前不斷求救,進入屋內看見女童躺在床上身亡,樓宇地下又有一名男子伏在地上。那時的混亂比得上南丫海難,因為一下子要面對三名傷者,你不知道該先處理誰。伏在地上的最後再考慮,也就是說我要先處理女童和婦人;而由於婦人尚清醒,所以馬上用敷料為她包紮好下巴止血,然後衝入房間,仔細再看,女童全身多處要害中刀。第二輛從尖東出發的救護車亦已到達現場,我便讓他們馬上進房救助女童,因為當時我的同事在處理婦人的傷勢。尖東的同事非常迅速,不斷為女童做心肺復甦,並送往伊利沙伯醫院,其後我們也馬上將婦人送往同一醫院。我不常接觸倫常慘劇,當時感到相當震撼及心疼,看到病人時真的會手忙腳亂,不知道自己該為他們做甚麼才好。由於婦人不斷流血,處理途中我已經不斷在想上車後要怎樣做才好,內心是緊張又忙亂,而當時我們的裝備及醫療用藥技術不及現在先進,只有藥箱中的一般裝備,沒有止血帶和止血針,所以可以為她做的不多,唯有盡量施救。」

 

「以前多數處理醉酒打架或墮樓的案件,遠比這次的簡單。這件案件最震撼是婦人滿身是血,從單位撲出來呼救,然後房間內的女童已無生命跡象,當下我心裏閃過一句:『嘩…… 到底發生甚麼事情…… 』之後每次經過愛民邨,我都會憶起此事,真的有心如刀割的感覺。工作二十多年,因為何文田與油尖旺區重疊,加上鄰近紅磡,所以也處理過許多嚴重意外個案。」

本文摘錄自《百年守護——「生命之星」香港救護發展史》

百年守護——「生命之星」香港救護發展史

作者:藍卓賢、何家騏、香港消防處救護員會

出版商: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ISBN:9789888760725

 

以往有關香港救護歷史與發展的書籍甚少,救護不為大眾注意,亦被研究者忽略。大部分市民對救護的歷史、制度及工作不甚了解。有見於此,救護員會在救護服務百週年之際,邀請學者搜集及整理文獻,訪問救護人員,編撰本書,冀能加深大眾對救護服務的認識。

 

本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以文獻資料為據,闡述救護職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戰後至七十年代及其後的變化。論述以時間推移為軸,輔以救護發展的里程及軼事。第二部分則「以人為本」,訪問多位現職及前職救護人員、夥伴機構的要員,書寫這些在不同崗位救急扶危的英雄的故事。透過他們的眼睛,記錄救護職系在編制、培訓、考核、裝備、服務範圍等方面的演變,藉由有血有肉的經歷,把歷史事實更立體地呈現於讀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