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五四運動所產生的紛爭和多歧

五四運動之所以成為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誠如曾琦所說，「自民國成立以來，先五四發生之種種運動，不知凡幾，後五四發生之種種運動，又不知凡幾，然吾人均不復憶之，而獨念念不忘五四運動。此無他，蓋五四運動，自有其可貴之價值與夫特有之意義在焉」。在曾琦看來，五四之特有價值在於五四運動「為學生運動之發端」，「為國民運動之開始」，「為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之壯舉」，「為全民合作不分階級之實例」。曾氏將五四運動與國家主義並聯在一起，「至五四時代，則國家觀念已發達，國民意識已養成，對於國家權利之喪失，有如私人財產之損害，痛心疾首，憤起抗爭，此種愛國運動，實為『國家主義運動』」。國家主義派如此，其他黨派也無不從五四運動發掘其可資利用的資源。紀念「五四」演變成為各大黨派新的政治宣傳和政治造勢。

各大報刊在「五四時刻」藉紀念「五四」擴大聲勢，宣洩情緒，表達訴求，整合資源，它們的社會地位、媒體影響力隨之沉浮升降。報刊與紀念「五四」有莫大的關係。當一個報刊與「五四」的結合度較密，顯示其包容、開放、大度，這個報刊在新聞媒介中往往就有較高的影響力。相反，當某個報刊對「五四」處處防範，表現其限制、狹隘、小氣的度量，實際上也就是這個報刊行將就木、即將關門之時。從研究系的《晨報》到國民黨的《民國日報》、《中央日報》，從中間派的《大公報》到共產黨的《新中華報》、《解放日報》、《人民日報》，都可以看到紀念五四運動的報刊地圖的變遷流程。在民國風雨交加的動盪年代，「五四」不啻是測量各大報刊升降的一個晴雨表。

各大黨派或獨立學者在紀念五四運動時所表現的態度，有的熱情，有的淡漠，有的褒揚，有的貶損。他們對「五四」價值的衡估和認定有共同之處，如都聲稱出於對社會發展、國家利益、世界趨勢的考量，但更多的時候是基於自身理念和黨派利益的「私心」。由於政治鬥爭的複雜性，當時人們並不太關注對「五四」本身的歷史建構，更多的是關注「五四」的當下價值和現實需要。因此，紀念「五四」其實就是配合現實形勢的需要和意識形態的建構，是當時政治造勢、社會動員的重要組成部分。紀念在「五四」話語中所佔的分量如此之重，五四運動在民國時期並不是一個歷史話題，更不用說是一個純然的學術課題。因此我們面臨處理的五四遺產，實際上不僅是還原歷史本身，更多的是需要清理「五四」話語的歷史形成。

國共兩黨與五四的關係錯綜複雜。一方面因為五四運動與青年學生、知識份子密切的歷史關係，通過紀念「五四」，希望拉近或重建與他們之間的關係，整合這部分社會資源；一方面又因「五四」包含與國共兩黨理念不相容的某些思想因素（如自由主義、西方文化），對「五四」作必要的戒懼處理，剔除與其不一致的思想元素。經過反對北洋軍閥的鬥爭、十年內戰的對壘，到抗戰時期國共之間經過長期的磨合，雙方似乎都互相認識了對方，意識到各自主義的「勢力範圍」，找到了「五四」在其各自理論體系（三民主義、新民主主義）中的位置。國共兩黨在「五四」紀念中不斷角力，紀念「五四」也就成為國共兩黨持續調整自我的思想槓桿。

周策縱注意到國共雙方在處理「五四」問題上的態度不一。「關於是否應當強調『五四』的文學方面，或是強調青年方面和政治方面，這在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政治爭論問題。1939年3月，當中共支持的中國青年聯合會在延安成立的時候，會中提議把5月4日定為『青年節』。（縱按：我後來見到一份早期文件記載，1938年7月9日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後不久，曾提議把5月4日定為『青年節』。實在延安會議之前。）全國各地許多機構紛紛接納了這項建議，國民政府也曾予以接受。但其後，1944年4月16日，重慶國民政府卻改行採用中國文藝界協會的建議，把5月4日改定為『文藝節』，而另把3月29日黃花崗烈士殉難紀念日定為『青年節』。後來國民黨退居台灣，新中國成立，1949年12月，又重新把5月4日正式定為『中國青年節』。自此以後，雙方都堅持自己的方式來慶祝『五四』。這並不是說，共產黨只認為『五四』是青年運動，也不是說，國民黨只認為『五四』除了文學外，便沒有其它意義。但是這件事例足以部分地顯示他們雙方對『五四』意義的觀點不同」。國共雙方在紀念五四上表現出的分歧，本質上是意識形態差異以及鬥爭的延伸。由於堅持的「主義」不同，國民黨紀念五四運動是從三民主義出發，共產黨紀念五四運動是為引導青年走上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中間派自由人士雖不具特別強烈的意識形態情結，但因抱持民主、自由理念，對「五四」精神則作了與自由主義理念相一致的闡發。從這個角度來看，紀念五四運動在1919到1949年這三十年間的確是一場「主義」之爭。

紀念五四運動所產生的紛爭和多歧，是由五四運動本身內含的多元性、複雜性所引發的。五四運動是一場愛國運動，有着國家觀念和民族自尊心的人無疑會熱烈擁抱他。發動五四運動的主體是學生，得到社會各階層的迅即響應，這是一次成功的社會動員，各大政黨刻意模仿它，試圖複製再造。五四運動有着強烈的國際意識，這是中國走向世界的思想基礎，力圖溝通中西文化的人在這裏可以找到自己新的支撐點。五四運動喚起全民族潛在的巨大精神力量，中國現代各大政黨都力圖發掘、利用五四運動的思想資源，或納入其理論系統，或使之與自己的話語系統相銜接。國共兩黨紀念五四運動時所做的政治動員、政治宣傳、政治規訓，以及形成的五四話語系統，在歷史與現實之間構建了新的關係鏈，成為中國現代政治文化一道特有的風景線。

▲本文摘自《政治與文化的雙重變奏——五四運動的本事、紀念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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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哲生 著

ISBN：9789888860890

「五四」作為一個表現民主、科學精神的文化符號、一個青年學生愛國主義傳統的偉大象徵、一個中國知識份子的公共節日，是現代中國最富激情力量的精神源泉。五四現在是，在可見的未來還將是人們說不盡、道不完的話題。

本書作者歐陽哲生教授長期從事五四運動及其代表人物研究，已出版多本富有影響力的相關著作和編著。本書是他近七八年來研究五四運動論文的最新結集，按內容將收文分為三篇：「本事篇」根據原始文獻或檔案材料，回到歷史現場，客觀呈現五四運動的本來面目；「紀念篇」溯流窮源，系統清理各大黨派紀念五四運動的話語系統，解析五四話語的政治文化蘊含；「詮釋篇」檢視百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研究論域之拓展歷程，全方位地展現新文化運動的絢麗畫卷，重新估價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