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者需要什麼？——佛教對自殺議題的回應

佛教界如何看待自殺？

首先是星雲大師對自殺潮的看法。他將自殺的原因歸納為四種：不明白生命的意義；沒有解決問題的勇氣；不懂得自己的生命與別人的因緣關係；不知道自殺、殺人都是同樣的罪業。他認為萌生自殺念頭的人，必定是自私、無能、無力、無明，缺少對生命的認識。不過，他不贊成將有自殺意念者當做是意志力、態度或是道德上有問題，反而應該把自殺當作是一種疾病來看待，因為這樣能減輕企圖自殺者的罪惡感，讓他們更願意向別人求助。

內地學者陳堅分析大陸大學生愈演愈烈的自殺事件，認為問題癥結在於他們欠缺生命方向，因此人間佛教應該幫助大學生了解「空性」見，從而激發生命的正能量，重新建立生活的信心。

寬運法師是少數曾談論香港青少年自殺浪潮的本地佛教界人士。他將學童自殺問題歸因於兩種極端的家庭教育模式：一是專制家長長期給孩子造成巨大壓力；二是「温室花朵」式的教養方法令孩子抗逆力不足。依佛法來說，人的生命不是屬於個人所有的，是由父母結合生養，加上社會眾緣的培育才可以成就的，所以人沒有權力毁滅自己的生命。自殺就等於殺生，是不道德的行為，是佛法不容許的。他鼓勵青年人保持正向思考，勇敢面對困難，遇到挫折時要增強忍受性，盡其所能地活出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上述文獻，多少反映了現時漢傳佛教對自殺問題的主流評議，從中可以看出幾個要點。首先，論者一再強調，自殺等同殺生，是罪業，是不道德的行為。其次，自殺者在個人素養上的缺陷，諸如抗壓能力偏低、欠缺「空性」見、不能認清生命的方向，是引致他們走上不歸路的主因。因此，若然要擺脫生無可戀的思想困局，最終要靠的仍然是當事人自強不息的奮進精神。

不過，佛教同時亦主張萬事萬物莫不是依因待緣，互相依存而成立，從此緣起的世界觀出發，自殺問題的病源和病灶，便不可全盤歸咎於個人本身的弱點。家庭、群體與社會，既向個體施惠了各方面的成長條件，而有恩於彼，此亦表示，他們同時建構了各種各樣的秩序模型，形塑並規範着個體的生活方式，這就意味着，在個人的自殺事件上，家庭、學校和社會整體都得負上一定程度的責任，不可置身度外。

自殺者需要什麼？

在很多佛教徒眼中，自殺是不可饒恕的罪業，但他們通常忽視了，為數不少的自殺事件，並非因為人們不願克服困難，而是受到具生物性基礎的精神病或心理疾病驅使。在病情嚴峻時，自毁的念頭不由自主地盤旋在腦海，堵塞病人的心靈空間，他們幾無可能單憑自身的理智和意志力，走出了結餘生的陰霾。當一個人因喪失理性的自決能力而自斷性命，與其說是罪行，不如謂之可憐可憫的憾事，更為確當。現代自殺學（suicidology）之父史奈曼（Edwin S. Shneidman，1918-2009）曾表示，自殺的關鍵是來自承受不了的精神痛苦 （「靈痛」，psychache）。所以，即使自殺者明知這是一種不可逆轉的負面方法，仍然會出於逃避苦痛的渴求而走上絕路。由此我們領會到，防治自殺的基礎，除了觀念上的開導，更重要的，是照護當事人的感受，陪伴他度過哀傷失落的情緒難關。意圖自殺者究竟需要什麼？他們的內心世界又是怎樣的？這是人們在處理自殺問題時，往往視若無睹，卻又是首應重視的課題。概而言之，有自殺想法的人，渴望別人懷着同理心，耐心傾聽、認真理解他的獨特感受，這樣能令他感到被關懷及被接納，釋除孤獨無援的絕望感，重燃生存的勇氣。與此相反，任何譴責、批評的言詞、查根究柢的探問、強加的建議、不切實際的承諾，縱使是出於善意，都會令自殺者感到不被尊重和不被諒解，而倍覺委屈難受。

「諦聽」和「愛語」

自殺者最大的糾結，並不在於他們失去明辨是非的能力，而是其心靈被自我厭棄、自我傷害的念頭騎劫了，而以為自己非尋死不可。對於被綑綁的心靈來說，容許他們抒發糾纏不清的情緒，遠比陳腔濫調的說教和訓示，來得更加體貼受用。而為瀕臨自殺危機的人開拓宣洩感情的空間，用心的聆聽、表達感同身受的慈愍之情，都是十分重要的關節。其實在佛法中，也有提倡類似的以慈愛為基礎的溝通藝術，這就是「諦聽」和「愛語」。諦聽，是抱着幫助對方減輕痛苦為目的，耐煩地聆聽；愛語，是說關愛且誠實的話語。諦聽和愛語，是本着慈悲精神的溝通方式，是滋養人際關係的心靈養分，能促使人們卸下成見，敞開胸懷，領受彼此的心意，增進雙方的理解。這種交談方式，事實上也適用於應對自殺危機。當我們與有意自殺的人溝通時，通過懷着慈悲心的諦聽與愛語，能令我們放下批判的態度，正視情緒受困者的苦難，願意與他們攜手同行，療癒對方的苦受。因此，如何將諦聽和愛語應用於自殺的防治，是絕對值得佛教人士深入考量的。

配合現代處境的「佛教自殺學」

2013年9月10日的「世界自殺防治日」，將主題定為「污名化：自殺防治的重大阻礙」，揭示精神疾病與自殺意念和行為在遭到污名化（通常外顯為刑事化、罪責化、道德審判）的情況下，如何嚴重防礙救治自殺個案的資源募集，終致拖低自殺防治的效能和品質。由此可見，單純地以刻板印象看待自殺者，乃至將自殺意念與行為罪業化，對於救助個案事主，不但無濟於事，更會帶來惡劣的後果。今天，無論學術界、志願團體還是公眾人士，已經匯集了極為豐富的自殺研究論述，對於佛教涉足自殺防治，具有重大的參考價值。自殺防治的範圍很廣，從緊急的危機介入、遙距（電話、網絡等）輔導，到面見事主的諮商，涉及深淺不一的層次，所要掌握的知識，也迥然不同。佛教在此的自我定位是什麼，參與的程度有多深，是需要進一步確定的。此外，佛教亦可考慮建立一套配合現代處境的「佛教自殺學」，以當今自殺學的前沿研究成果作為參照點，結合佛教哲理及倫理觀，重新構建佛教面對現代人自殺情境的特殊進路，設法提升人們的集體連結感，開發更有效的策略扶助自殺未遂的人以及自殺遺族，為自殺防治工作，展開佛教的步伐，以佛法的智慧為指引，協助他們重啟健康光明的人生。

▲本文摘自《佛教與自殺的對話：佛教對自殺議題的回應》，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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