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和少年之間有一條不可預期的隧道，當時看不見，往後卻能夠在記憶裏發亮。你自然地穿過了它。到了「那邊」，你發現自己開始長高，開始明白母親的皺眉和父親疲倦的眼神；你開始介意髮型。你的口味和清潔習慣也逐漸拐彎。你被一股日夜工作的龐大意志挪動着，彷彿你正坐在一列恆速的火車上，不覺已進入了這透明的長巷。輪子和路軌繼續穩定地摩擦，沒有一點掩藏或虛謊，視野也穩定而誠實地開展，頭髮生長的聲音更在你忽然清晰的聽力範圍裏細細地爆裂。你像一片海綿，吸收着周圍的一切。你坐在那個位子上發呆，一時間沒有人認得出真正的你。
童年就是這樣滑進少年的。回頭細看別人筆下的童年，他們記憶裏的種種細節使我既驚訝又羨慕。他們那時都在玩耍、在頑皮，而我卻沒多少玩的記憶，真正頑皮的往事更少。如果有，都已經記錄在之前的散文裏了。畢竟，我是個更喜歡發呆的小孩。
生命的頭八年，我是個典型的貧窮但學業成績驕人的城市女孩。我和爸媽弟妹住在廣州最繁忙的地區。爸爸媽媽說起那個住址時總是說永漢路、高第街。光聽街名，就感覺到民族的自豪和功名成就在我們生命中的序列。其實當時這兩條路已分別易名為北京路和群眾街了，命名的意識形態簡直南轅北轍。父母沿用舊稱，不自覺地塑造了我們心裏一種隱秘的傲氣。很記得媽媽對我說過：看一個家庭要看它牆上掛甚麼、地上放甚麼。她說：「你要記住，我們掛的是T字尺，擺的是書架。」確實如此，我爸爸是當時的展覽會會場設計師，我媽媽在學校教語文。我爺爺在高第街的十多家店子被關閉後，仍然暗暗視這條街為家業。媽媽說她祖父（我太公）是《共和報》的創辦人和總編輯，言下之意是我生來就該把書讀好，否則有辱先人。這樣的家庭對孩子有期望，但期望有時會變為潛藏的逼迫。我媽媽從不能理解我的數學為何這樣爛，我為何覺得化學符號如此難看，她認為我只是懶惰。許多年後，我成了基督徒，才有能力反省內心的執念是否合理。可是到我懂得反省之時，我已經不再是孩子了。
祖父、祖母和庶祖母到香港生活，大伯父、二姑母和三伯父帶着總共十七個孩子也相繼搬到香港。到我們這一家，政府卻只放行兩人，就是爸爸和我。聽說把母親和弟妹留在廣州，是希望爸爸會把港元匯到內地。中國，確有過十分艱苦的日子，我總覺得有必要讓今天富足的新一代知道。
來到香港後，爸爸無法不把我放置在香港離島長洲庶祖母那兒寄養，讓我安定下來好好讀書，也方便他找工作。庶祖母其時只有四十多歲，還在行經，但所有孩子都管她叫「婆婆」。我忽然失去了媽媽精緻的栽培，在很短的日子裏就發現了孤獨的圍攻和饋贈。因為素常沒有足夠的野外訓練，我在長洲竟然「野」不起來。媽媽的信語重心長，她還省吃儉用給我寄來國內出版的兒童書。在六十年代的離島，人精神很好，但精神寄託少，何況我是「不該」和鄰居的野孩子玩的呢﹖於是我讀書，讀書，之後還是讀書，我的童年是用書本堆疊起來的。數一數，童年完結前，我已經吞吃了幾百萬字，看書時連自己是在看簡體還是繁體都記不清。
那一年我八歲。我的記憶也用八歲做船錨，因為我在靜寂的鄉野歲月裏開始進入了那條透明的隧道。它很長，有五六年那麼長。人落入其中，會感到有另一個自己在體內高速膨脹。我無法控制地大量思考、掂量和創作（睡前會在腦海寫小說，非常享受地），而且和一位似乎是天地主宰的某某不停對話。庶祖母眼中的我很不乖。我魯莽、神遊象外、喜歡和大人用我僅有的邏輯辯論（駁嘴）、東西總不知放在哪兒。為了馴服我，她命令我上教會。既然島上連汽車都沒有，我又懂得自己上學，上教會也得自己去。她是基督徒，卻是不去教會的。她斯文，用細如絲線的聲音說話，一臉憂愁地吸着煙，是祖父的妾。我和她同床睡覺，卻未曾有過一點一滴的親暱。那時我尚未能體會這中年女子同樣期待着我祖父的親暱，但他從不在島上過夜。她和我是疏遠的。一天我走近菜田，掉進了用草蓆子蓋着的化糞池。在臭水裏掙扎良久，才抓住池邊一把野草撿回小命。這事她不知道。我在學校惹了頭蝨，同學教我回家用煤油洗頭滅蝨，我做了，她也不知道。
她當然更不知道我在教會裏的不安。那時我參加的是建道神學院的主日學。我和很多小朋友在一起上課。老師在說聖經故事，我在看別的女孩。她們都拿着手帕，穿着連衣裙子。而我只穿着過短的長褲。我的白襪沒有花邊。我手裏沒有手帕。於是我希望大家看不見我。然而就在此時，老師要我講主賜福的見證。我胡亂找出一件小事當作見證。我說我腳底有一個瘡，主耶穌把它解決了。然後我幾乎羞愧得想哭。我講了一個事實（生瘡），同時也因要應酬處境編造了一個謊言（其實我覺得它是自己好起來的）。
其後老師發下了一個小本子，上面要我填寫一些東西。我隱約記得上面有一欄要填寫我的生日，另一欄則要填我的屬靈生日。我填了第一欄，到第二欄時，我不知道該寫甚麼。但是，那是主日學的功課。記憶中我思索良久，最後兩欄都填上了自己的生日，因為我不知道人怎麼還可以有別的生日。我當然更不了解那就是基督徒所言的決志。
在小島上生活，我認識了鄰居的許多太太。她們都在閒時做些小手作以補家計。我學會了「穿珠仔」，就是把無數的多色小珠用線連起成塊狀，組成一些頭飾、項飾之類的東西，上面有奪目的印第安人圖案。後來我猜想那是拿來出口到外國去給嬉皮士穿戴的。我記得，做好一條由小六角形組成的項鍊，工錢是港幣一角五分。我又學會了在庶祖母接來手打毛衣生意的時候，給毛衣編織兩條「脷」（舌頭），那就是毛衣釘上釦子和「開鈕門」的衣襟處。做了那個，庶祖母會給我五毛錢。工資最高的是到家庭小工廠去給毛衣繡上毛線花。繡一件好像有一元多，但我沒做得成，因為這工作太搶手了。此等細緻但重複的工夫，大都是安靜地獨自地進行的。於是我的腦子裏就空出了胡思亂想的野地。
很記得我第一次非常用心地想着一件事，是坐在家門空地的小板凳上洗碗之時。我在想我為甚麼得用心去洗。怕被罵﹖不太像。是因為那是該做的﹖這想法比較合理。但為甚麼世界上的事會分為應該做和不該做的呢﹖大人老是說，好孩子「該是」怎樣的。我試着去滿足他們的期許，但每一次都覺得這樣特別辛苦，因為那裏頭有無窮無盡的細節要去完成，沉悶死了，例如做功課。為甚麼別的孩子那麼容易就是個好孩子呢﹖而我，卻那麼「壞」﹖為何我總想偷懶，總想玩，總想晚一點才睡覺﹖我不知道，只記得庶祖母幾乎從來沒有稱讚過我，她說我「失魂落魄」、不細心、不專注、不安穩，也不尊敬長輩，更不像女孩子，給我起了個名字，叫做「撞死大笨象」（從「撞死馬」衍生出來的）。堂哥哥姐姐們為此笑了一生。
嘗試了很久，我放棄了。我開始明白「不乖」是一個小孩「本來的設定」，而好孩子卻是要用力去調正才做得成的。我多次努力，又多次洩氣。最後，觸發我思考的是一條發臭的毛巾。那個年代，我們每一個人都只有一條毛巾，洗臉、洗澡都用它，它在給連連降級被貶抑為地布之前，總是跟着你。不用的時候，你得將它掛到一個特定的鈎子上去晾乾。開始時毛巾總是香香的，有肥皂的味道。可是，過不了兩星期，它就漸漸發臭。拿它去清洗一遍，它又香了。但這個循環會越變越短，短得只有幾個鐘頭。到最後，它的臭已經無法清理。這讓我記起自己沒聽大人的話——每次用後都把它先洗淨才晾乾；這就是說，每天得做幾次。幸好，此事無人知曉，我也不必向誰負責。毛巾發臭，只教我自己難受。為了感官舒適，我是應該勤快一點的——不過，除了這個原因，我還感覺到有一雙眼睛正在看着我，正就我是否洗淨毛巾一事給我的良心打分。但是，連這麼小的事也牽涉到良心嗎﹖童年未完，我就感到「絕望」。我無法做及格的孩子，還望將來能做個夠好的大人。
就這樣，我和這位天上的全知者建立了某種秘密的關係，我知道祂明白我，而且明白到一個地步，連我童年那些可以胡來的年月都充滿祂的檢查和挑戰，還有祂的揀選和愛。原來我冒失的列車還未進入透明隧道時，祂已經坐在我身邊。只是我沒理睬祂，直到三十五歲。
二○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