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對祖國懷有深厚的感情，除了《當我死時》和《白玉苦瓜》的莊重深情表白之外，他於1998年發表的《從母親到外遇》一文開玩笑稱「大陸是母親，台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歐洲是外遇」。（他曾戲言自己是「藝術的多妻主義者」，「四個女性」說早有「前科」。）

無論如何，說大陸是母親，這是非常認真的。余光中愛這個母親，不論她遭受過多少橫逆不幸；《忘川》一詩，1969年3月在香港時所作的，感懷於近代中國的歷史，余光中這樣驚人、感人地寫道：「患了梅毒依舊是母親」。

1971年，余光中發表的《民歌》，是另一篇動盪時代對民族信心的宣言：中華精神不朽！2017年12月余光中逝世後，央視的一個節目《朗讀者》播出詩人在世時對此詩的朗誦，朗誦前他說：「這首詩是獻給中華民族的，象徵中華民族，一代傳一代，不朽的精神。」

在動盪不安的時代，余光中有或深沉或激越的慨歎，但他堅信國家會走向光明。1968年作的詩《有一個孕婦》有註釋：他認為「下一代定比我們幸運，一個富強康樂的中國遲早會出現」。

2002年6月，余光中寫的《新大陸，舊大陸》的末段這樣說——

余光中懷有中華文化的自信，但他絕對不是個「國粹派」；他愛中國文化，也「哀」它。1966年2月寫的《哀龍》，「所哀者乃中國文化之老化，與當時極端保守人士之泥古、崇古」；同月所寫的《敲打樂》，涉及對「我們文化界的抱殘守缺」的批評，以及對「整肅了屈原」的責難。

對於西方文化，余光中沒有無端的排斥，只反對中華詩人盲目跟風西方現代主義的詩。他翻譯《梵谷傳》、王爾德的喜劇、海明威的小說、濟慈的詩；他欣賞西方的音樂、繪畫，為此寫過許多相關的評論；他喜愛駕駛西人發明的汽車，在美國的公路高速甚至超速馳騁；他喜歡西式的牛奶和蛋糕早餐。

——然而，中華文化是余光中的根。西潮洶湧，甚至向東捲來時勢如海嘯；余光中在《從母親到外遇》激越地說：「這許多年來，我所以在詩中狂呼着、低囈着中國，無非是一念耿耿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會魂飛魄散，被西潮淘空。」屈原、李白、杜甫、蘇軾、李清照等等中國經典作家救了他，使他不致於「魂飛魄散，被西潮淘空」。在兼採西方之長之際，余光中守護中華詩學、守護中華文化的立場堅定。

1969年7月余光中41歲，在第三度去美國的前夕寫的《蒲公英的歲月》，記述他從前旅居美國的遊子「離散」情懷，他「向《紐約時報》的油墨去狂嗅中國古遠的芳芬」；他的根在中國，他以中國為榮。是的，這篇文章簡短的末段是：「他（余光中）以中國的名字為榮。有一天，中國亦將以他的名字。」這是對國家何等的信心，對自己何等的信心！

20世紀以來，中華文學界眾多人士，對西方主辦的諾貝爾文學獎頂禮膜拜，趨之若鶩。2009年余光中在南京被記者問及對此獎的看法，充滿智慧的耄耋詩人淡定地說：「我們的民族要有自信一點，幾個瑞典人的口味，決定不了什麼。」他對中華民族有自信，對中華文學文化有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