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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以中國的名字為榮

余光中對祖國懷有深厚的感情,除了《當我死時》和《白玉苦瓜》的莊重深情表白之外,他於1998年發表的《從母親到外遇》一文開玩笑稱「大陸是母親,台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歐洲是外遇」。(他曾戲言自己是「藝術的多妻主義者」,「四個女性」說早有「前科」。)

無論如何,說大陸是母親,這是非常認真的。余光中愛這個母親,不論她遭受過多少橫逆不幸;《忘川》一詩,1969年3月在香港時所作的,感懷於近代中國的歷史,余光中這樣驚人、感人地寫道:「患了梅毒依舊是母親」。

1971年,余光中發表的《民歌》,是另一篇動盪時代對民族信心的宣言:中華精神不朽!2017年12月余光中逝世後,央視的一個節目《朗讀者》播出詩人在世時對此詩的朗誦,朗誦前他說:「這首詩是獻給中華民族的,象徵中華民族,一代傳一代,不朽的精神。」

在動盪不安的時代,余光中有或深沉或激越的慨歎,但他堅信國家會走向光明。1968年作的詩《有一個孕婦》有註釋:他認為「下一代定比我們幸運,一個富強康樂的中國遲早會出現」。

2002年6月,余光中寫的《新大陸,舊大陸》的末段這樣說——

 

 
 
 
 

 

是啊,我回去的是這樣一個新大陸:一個新興的民族要在秦磚漢瓦、金縷玉衣、長城運河的背景上,建設一個嶄新的世紀。這民族能屈能伸,只要能伸,就能夠發揮其天才,抖擻其志氣,創出令世界刮目的氣象來。

 

 
 
 
 

余光中懷有中華文化的自信,但他絕對不是個「國粹派」;他愛中國文化,也「哀」它。1966年2月寫的《哀龍》,「所哀者乃中國文化之老化,與當時極端保守人士之泥古、崇古」;同月所寫的《敲打樂》,涉及對「我們文化界的抱殘守缺」的批評,以及對「整肅了屈原」的責難。

對於西方文化,余光中沒有無端的排斥,只反對中華詩人盲目跟風西方現代主義的詩。他翻譯《梵谷傳》、王爾德的喜劇、海明威的小說、濟慈的詩;他欣賞西方的音樂、繪畫,為此寫過許多相關的評論;他喜愛駕駛西人發明的汽車,在美國的公路高速甚至超速馳騁;他喜歡西式的牛奶和蛋糕早餐。

——然而,中華文化是余光中的根。西潮洶湧,甚至向東捲來時勢如海嘯;余光中在《從母親到外遇》激越地說:「這許多年來,我所以在詩中狂呼着、低囈着中國,無非是一念耿耿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會魂飛魄散,被西潮淘空。」屈原、李白、杜甫、蘇軾、李清照等等中國經典作家救了他,使他不致於「魂飛魄散,被西潮淘空」。在兼採西方之長之際,余光中守護中華詩學、守護中華文化的立場堅定。

1969年7月余光中41歲,在第三度去美國的前夕寫的《蒲公英的歲月》,記述他從前旅居美國的遊子「離散」情懷,他「向《紐約時報》的油墨去狂嗅中國古遠的芳芬」;他的根在中國,他以中國為榮。是的,這篇文章簡短的末段是:「他(余光中)以中國的名字為榮。有一天,中國亦將以他的名字。」這是對國家何等的信心,對自己何等的信心!

20世紀以來,中華文學界眾多人士,對西方主辦的諾貝爾文學獎頂禮膜拜,趨之若鶩。2009年余光中在南京被記者問及對此獎的看法,充滿智慧的耄耋詩人淡定地說:「我們的民族要有自信一點,幾個瑞典人的口味,決定不了什麼。」他對中華民族有自信,對中華文學文化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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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維樑 著

ISBN: 9789888860517

 

黃維樑教授學貫中西古今,著述宏富,新意迭出,文筆博雅生動,為各地學界文壇所稱譽。他懷着憂患意識,呼籲文化自信,析論鑒賞錢鍾書、夏志清、余光中、金耀基、白先勇、西西、張曉風、黃國彬等名家作品(兼及「現代」的魯迅名篇),所發宏論洵如香象渡河,徹達源底,尤可供師生教與學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