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地標 | 定格西式建築，觸摸我城往昔

中國的名城古都大多經歷千百年的演變，香港與此相比，不論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層面上，過去百多年的發展規律與這些城市均截然不同。在百多年的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中，加上罕見的地理環境，香港漸漸孕育出獨特的面貌，不論城市景觀或社會結構，都具有多層面的特徵和文化脈絡。

文物建築是城市的標誌，亦是歷史的活見證。今天香港僥倖留存下來的文物建築已成為珍貴的文化遺產，但隨着城市發展，它們大多隱沒於高樓大廈之間，被人遺忘。本書作者陳天權投入本地史、文物建築和宗教節日的研究近二十年，並為多個文教團體擔任顧問、導師和導賞員，希望透過《城市地標》，引起大眾注意這些在英治時代興建的地標，從而了解香港如何走過這百多年的路。

本文將概略介紹過去百多年不同時期之際，在香港形形色色的西式建築。

——「殖民地式建築」 ——

香港開埠初期即有西式建築出現，當時尚未有建築師，只靠皇家工程師或測量師興建。他們以英國喬治時期的古典復興式房屋為藍本，因應亞熱帶地區的炎熱潮濕氣候而作出改動，並加入香港本地工藝和物料，統稱為「殖民地式建築」（Colonial architecture）。殖民地式建築以花崗石（麻石）和磚建造，簡樸實用，立面加了寬闊遊廊（verandah），窗門裝上木質百葉簾（wooden shutters），防止陽光直射室內。房間按照英國傳統設置壁爐，上接煙囪。屋頂多為金字形，鋪上中式雙筒雙瓦。

經過時間洗禮，香港只有少數殖民地式建築留存下來。屬於19世紀的有三軍司令官邸（1846年）、美利樓（1846年，2000年在赤柱重置）、中區警署營房大樓（1864年）、天文台（1883年）、水警總部（1884年）、華人精神病院（1891年）和高街精神病院（1892年，只保留立面）等，大部分現已改作其他用途。

20世紀初的殖民地式建築，可見於鯉魚門軍營（今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域多利軍營（今香港公園）和威菲路軍營（今九龍公園）所留下的舊營房。

—— 維多利亞時期 ——

提起英治時代的建築物，都喜歡以「維多利亞式」來形容。「維多利亞」是指英國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她於1837年登基，1901年逝世，在位64年。期間興建的樓房有「古典復興式」（Classical Revival），亦有「哥德復興式」（Gothic Revival），兩種風格互相競爭。前者又稱「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回歸希臘和羅馬的美學原則，結構對稱，講求比例；後者又稱「新哥德式」（Neo-Gothic），仿效中世紀的哥德式建築，裝飾豐富，利用尖拱和尖塔達至向上飛升的效果。

香港的哥德復興式建築多見於教會物業，例如香港墳場聖堂（1845年）、聖約翰座堂（1849年）、伯大尼修院（1875年）、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1888年）和納匝肋修院（1896年）等，都在維多利亞時期落成。

耗時12年建成的最高法院（1912年），由英國建築師以古典復興風格設計，左右對稱，中央有一個優美的圓拱頂，讓人感到法院的莊嚴。大樓四周圍以遊廊，有數十支高聳的圓柱和方柱貫通上下兩層。法院前面和後面均有開揚空間，令建築物更顯氣勢，可與同期在歐洲落成的建築物媲美。

—— 愛德華時期 ——

愛德華七世（Edward VII）於1901年接任英國元首，在位只有九年，1910年逝世，期間所建的樓房可統稱為「愛德華時期建築」。他的繼任人是喬治五世（George V）時期的建築物也被歸入愛德華時期。

愛德華時期的建築物多採用「新巴洛克」（Neo Baroque）風格，仿效巴洛克年代（17至18世紀），衝破文藝復興古典主義的規律，令建築物豐富多變，外牆可見複雜線條和曲線裝飾，香港大學本部大樓（1912年）的塔樓和灣仔郵政局（1913年）的山牆便是其中的例子。

外牆使用大量紅磚也是這個時期的特色，例子有訊號塔（1907年）、陸軍醫院（1907年）、北約理民府大樓（1907年）、甘棠第（1914年）、中央裁判司署（1914年）、尖沙咀火車站和鐘樓（1915至1916年）、英皇書院（1926年）和聖保羅男女中學（1927年）等。

愛德華時期也有些建築物使用紅磚與白灰泥交錯的裝飾，以營造色彩效果。例如九龍英童學校（1902年）、聖安德烈堂（1906年）、上環街市（1906年）、中區警署總部大樓（1919年）等，外貌奪目。

中區填海工程完成後，新海旁冒出一批華麗的大型商廈，富有巴洛克特色。部分大樓的屋頂可見洋蔥頂或圓拱頂塔樓，附以小尖塔裝飾，結合印度伊斯蘭和英國的建築特色，被稱為「印度撒拉遜」（Indo-Saracenic）風格，屬於「折衷主義」（Eclecticism）一種，例子有香港會所（1897年）、皇后行（1899年）和太子行（1904年）等。

—— 包浩斯 ——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建築美學出現轉變，不再執着於花巧裝飾，以減輕成本，同時大膽使用新技術和新物料，為20世紀的現代建築注入生氣活力。期間形成兩種主流風格，一種為「包浩斯」（Bauhaus），另一種為「裝飾藝術」（Art Deco）。

「包浩斯」的名稱源於1919年在德國創立的包浩斯設計學院，該校老師認為建築設計要乾淨利落，不加裝飾，表現工業時代的實用美學，採用最省力的方式，重視建築物的功能。由於這班建築師和設計師勇於挑戰正統權威，1933年受到納粹政府排斥，學校被迫停止運作，師生轉往美國和其他國家發展，因而影響世界建築潮流。二戰後許多城市進行重建，包浩斯設計獲得廣泛採用。

包浩斯建築屬於「早期現代主義」（Early Modernism），香港現存例子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第二代大會堂（1962年），它分高、低兩座，中間以紀念花園連繫，各有不同功能， 讓人一目瞭然。

九龍窩打老道以西的加多利山住宅群，自1930年代起興建，1950年代大規模擴建，形成一組低密度的建築群，全是包浩斯風格，外牆髹以白色，在香港現代建築史上佔一席位。

—— 裝飾藝術 ——

裝飾藝術風格流行於20世紀早期，建築物捨棄古典或哥德式風格，使用幾何形狀或放射式的重複圖案，流露出時人的審美觀。「裝飾藝術」的名稱來自1925年在法國巴黎舉行的現代裝飾和工業藝術博覽會（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Modern Decorative and Industrial Arts），當時展示了許多走在潮流尖端的產品設計，引起社會注意。

這股風潮迅速影響歐美，繼而傳到香港。第三代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總行（1935年）由巴馬丹拿建築師樓設計，是典型的裝飾藝術建築。立面以垂直線條處理，樓身與頂部呈疊級形態，室內設有中央空調和快速升降機，被譽為「由開羅至三藩市之間最先進的建築物」，帶領中環商廈潮流。

這種時髦風格在1930年代的香港大行其道，因而出現九龍木球會（1932年）、深水埔公立醫局（1936年）、英皇佐治五世學校（1936年）、中華電力公司總部大樓（1940年）等建築。有些裝飾藝術建築保留較多古典元素；有些則減掉所有裝飾，轉向流線形設計，例如灣仔街市（1937年）。

二戰後，裝飾藝術風格仍然流行，香港大學校長寓所（1949年）、中國銀行大廈（1951年）等是當中較顯著的例子，過去有不少戲院也採用這種風格。

20世紀上半葉是包浩斯與裝飾藝術盛行的年代，兩者相似，喜用簡潔或流線形設計，常在屋頂加插旗杆。不同的是，包浩斯基本上沒有裝飾，建築物可以高低錯落；裝飾藝術則講求對稱設計，外表仍可保留少許裝飾。

—— 中西合璧 ——

香港在20世紀初開始出現一種中西合璧的建築風格，特點是採用西方技術興建樓房，但添加中國古典式樣，最明顯是有中式屋頂。它們多出自外籍建築師的手筆，後來由留學歐美回來的華人建築師接手，令本地建築大放異彩。

廣華醫院（1911年）、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會所（1918年）和馬場先難友紀念碑（1922年），均在西式結構加入中式元素，以迎合華人觀感。此風格在1930年代頗為興盛，有富裕人家大宅，例如虎豹別墅（1935年）、景賢里（1937年）和龍圃（1950年代至1960年代）；也有修院和教堂，例如華南總修院（1931年）等。此外，佛教的東蓮覺苑（1935年）和弘法精舍（1939年），以及儒家的孔聖講堂（1935年），也是以西式結構表現中式外貌。

戰後社區重建，舊廈換成高樓。商業大廈跟隨世界潮流採用長方體設計，使用鋼筋混凝土、鋼架和玻璃等現代物料，稱為「國際風格」（International Style）。隨着城市急速發展，戰後興建的大樓正陸續拆卸，新廈愈建愈高，風格不一，有些更呈現不規則或流水般的設計。它們能否持久並形成多人跟從的風格，有待將來建築界去作判斷。

本文剪輯自陳天權著《城市地標：香港早期西式建築》，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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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天權

ISBN：9789888809943

文物建築是城市的標誌，亦是歷史的活見證。今天香港僥倖留存下來的文物建築已成為珍貴的文化遺產，但隨着城市發展，它們大多隱沒於高樓大廈之間，被人遺忘。回歸前後，社會上掀起本地史熱潮，市民對舊建築擁有一份情懷，特別是滿載集體回憶的地標；政府亦意識到要加強保育歷史建築，推出活化閒置歷史建築的計劃，令它們得以重生。

本書以香港歷史發展為脈絡，串連英治時期現存的重要地標，類別涵蓋行政、軍事、法治、醫療、商業和會所等，絕大部分已成為法定古蹟或評級建築。本書初版面世後，反應不俗，作者遂在原有基礎上增補四篇新文，分別是九龍塘花園城市、太子道和窩打老道的地標、青龍頭園林大宅龍圃，以及香港現存最長的騎樓街，亦修訂舊作中已過時的資料，更換部分圖片，是原書增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