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介|我的電影人生：香港、荷李活、北京

提到電影，不少人都會想起眾多演員、導演或者編劇的名字。但成就一部電影所牽涉到的人力物力，絕非觀眾所想般簡單，每部電影背後都有一位重要推手——製片人。

香港資深電影人張家振，擔任過監製、製片人和海外發行經理等職務，是把吳宇森、周潤發、楊紫瓊等引向國際的重要推手。他曾參與過多部大型製作，包括周潤發主演的港產片《辣手神探》、《縱橫四海》；尊特拉華達（John Travolta）及尼古拉斯基治（Nicolas Cage）合演的荷李活製作《奪面雙雄》（Face/Off）、湯告魯斯的《職業特工隊2》（Mission : Impossible II）；以及內地的大製作《赤壁》和《太平輪》等。

《我的電影人生：香港、荷李活、北京》一書以張家振的電影人生為主軸，訴說他於三地製作電影的經歷，除了記錄三地電影製作背後的故事，更希望年輕一代的電影工作者能從中得到啟發，傳承香港電影人精神。

記憶中第一次看電影是在我六、七歲的時候，父母帶我去看《雪山盟》（Snows of Kilimanjaro）。電影有一幕是女主角阿娃嘉娜（Ava Gardner）駕着十字車，在炮火中翻車死去，我覺得非常悲傷，居然在電影院中嚎啕大哭起來，嚷着不要她死。附近的觀眾都對我投以厭惡的眼光，母親趕快把我帶離影廳，等我哭聲停止後才回到座位上。

儘管那時候的我看不懂電影的故事，但對情節卻看得如此投入，把銀幕上所見當以為真。

不久之後看了人生中第一部華語電影，是張愛玲編劇、岳楓導演的《情場如戰場》。影片中男追女逐的愛情遊戲我當然看不懂，只記得戲中有漂亮的古堡別墅（應當是淺水灣余園），女主角林黛開着紅色的開篷跑車（明明是黑白片，怎麼會深刻地記得是紅色的呢？），非常喜歡。

小時候喜歡汽車、火車，又喜歡房子，父親非常高興，覺得我長大後可以當汽車設計師或建築師。誰知道我居然愛上了電影，從學校出來後一直從事電影業，幹到我退出江湖的那一天。

對我來說，電影的魔力實在太大。電影固然是以娛樂大眾為目的，但也是一門綜合藝術。我認為一部好的電影除了可以從不同層次去啟發、感染觀眾，同時應當負有歷史和社會的責任和使命，有時甚至可以成為政治工具。自中學以來，我一直只把電影當為強烈的愛好，真正令我下定決心去學電影的，是大學時期聽了法國導演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一場兩小時的演講。他當時在現場放映了他的電影《一切安好》（Tout va Bien），電影和演講的內容我現已忘得一乾二淨，但我當時被感動到立刻要去學電影，想用電影來感染社會、感染世界！

這固然是年輕人的衝動、年輕人的理想，但我就真的糊裏糊塗地跑去紐約學電影，之後也糊裏糊塗地回香港拍電影。從一九七七年年底入行，到二〇二〇年初，幹了足足四十多年。

當初剛從學校出來時，懷揣了各種夢想，到了中途，我改變了方向，誓要把優秀的香港電影導演及演員介紹到全世界的電影舞台上，這點我自問是做到了。吳宇森的電影，全球票房十多億美元，他在二〇一〇年獲得第六十七屆威尼斯電影節的終身成就獎，成為第一個獲得此殊榮的華人；周潤發擔任了好幾部荷李活電影的男主角；楊紫瓊在二〇二三年更憑《神奇女俠玩救世界》（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獲得了金球獎、演員工會獎及奧斯卡金像獎的最佳女主角獎，雖然這部影片跟我無關，但我依然為她歡呼雀躍、為她驕傲，欣慰她成為華人之光。

我自己不能說有甚麼成就，在二〇一二年我曾獲得亞洲電影博覽會（Cine Asia）頒發過「近十年最佳製片人」（Producer of the Decade）的獎項，也算是業界對我電影工作的一個肯定。但作為製片人，我對過去很多作品都不甚滿意，覺得我應當可以做得更好。此外很多很想拍的電影因各種各樣的原因開拍不成，若說是沒有遺憾那是假話。

電影工作的最後那幾年我感到身心疲倦，只覺得困難重重，甚至對電影製作產生了厭倦的感覺。那些年讓我非常欣喜的是分別被邀去上海電影節和金馬獎當評委，我可以一連十多天萬事不管，只管全神貫注看電影，這時看電影反而變成了一種享受，而非工作，我感覺彷彿又回到學生時代，重燃了自己對電影的熱情。再加上在二〇一五年開始我成為了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的會員，每到年尾總有兩百多部電影可以觀看及可為奧斯卡獎投票，更加讓這熱情繼續燃燒了下去。

在北京工作的最後幾年我接觸了不少新導演，也在香港亞洲電影創投會（HA F）、金馬創投會議（FPP）及新加坡國際電影節創投會擔任過評委，接觸了不同地方的華人新導演，深深感受到他們對電影的熱情和創意，讓人不禁對這新一代的導演寄以厚望。

現在的香港電影世界，與我剛入行的時候已有了天翻地覆的分別。先不說影片的本身質素，製作成本的劇增與市場的改變是最重大的兩環。就算是香港電影最黃金的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初，我製作的由周潤發主演的動作片，有四百萬美元的成本已經是不得了的事。而且這些電影可以確保以高價賣給日本和韓國，在歐美還有錄像帶的市場。可是到了現在，四百萬美元恐怕付一位天皇巨星的片酬還不夠。

由於市場越來越分地域性，除非有非常特殊的情況，否則台灣已沒有輸入港片的慣性，而內地電影在台灣每年的配額也只有十部。台灣自己製作的電影雖然成本有限，但政府設了輔導金補助，影片有時候會有很不錯的成績。內地電影市場經過了改革開放的好幾十年，發展到有過六萬多塊屏幕，市場之大可以媲美美國。一段時期曾經有過很高水準的作品面世，如《嘉年華》、《我不是藥神》、《動物世界》和《一齣好戲》等。

至於香港，本來內地龐大的市場對一些導演及影片公司有一定的吸引力，而香港的警匪片在內地也有一定的受歡迎度，故此類合拍片一度支撐着香港的電影工業，香港有些電影公司也在北京開分公司，導演們也在北京設立工作室。但隨着內地政策的改變及內地觀眾逐漸只愛看內地明星演的片子的緣故，合拍片的前景變得危機四伏。但慶幸有一班新生血液，用心拍攝一些成本較低的香港本土電影，在二〇二二年更有數部電影得到非常好的成績。《毒舌大狀》上映三十二天票房過億港幣，破了香港開埠以來最高紀錄。雖然我還沒有機會看到此片，但聽說劇本水準很高，所以我相信這些港片的成功並非曇花一現，更寄望年輕的編劇、導演們能再接再厲，把香港電影再推到更高的高峰。

我一生飄泊，從香港出生到美國求學，畢業後又回到香港開始我的電影夢，然後移民至加拿大和美國繼續電影生涯，再回到內地工作直到退休，最後才在美國生根。我在不同地方的適應能力都很強，我這一生大部分時間就是在匆匆忙忙的工作中度過，從未對一個地方有強烈的歸屬感。在香港時期，由於我性格內斂，不善言辭，也不善「埋堆」，故常被譏笑像一位老師多於一名電影人。可能是因為我家庭的變故令我對香港有一種難以釋懷的隔膜吧。在荷李活工作時，我的英語有香港口音，明顯讓人感覺是一位外來者，但我還是要把自己當成他們的一員，暫時忘掉香港電影，完全融入到他們的制度和工作規律之中，不然很難幹得出成績和獲得尊重。到了北京，我的普通話帶有香港口音，由於我在美國讀書，因此對比起荷李活，這裏有更為強烈的文化差異。幸好我有對電影的熱愛及工作同伴們的支持，這些源源不斷的動力令我克服困難勇往直前。

我的電影人生，雖然辛勞，但我在每部電影中都或多或少學到些東西。從劇本到資料收集，從場景音樂到美術設計，我可以了解到很多歷史、地理、文化上的知識。與不同領域的工作人員一起工作，也可以學到很多新鮮的事物。早年任海外發行及後來參加了很多國家的電影節，更讓我擴大了眼界，增長了見識。所以總體來說，我覺得我是非常幸運的，上天給了我接觸不同國家文化的機會，也讓我體會到不同的人生。

作為一個電影人，儘管我的電影生涯有一半都是在荷李活，但我的心始終還是魂牽夢繫着華人的電影。不管是香港的、內地的、台灣的，還是美國的、馬來西亞的、新加坡的，我都會非常關注，因為不管我是甚麼國籍，我始終是一個中國人。所以我希望華人拍的電影能不斷創出佳績，感動世界！

▲本文節選自《我的電影人生：香港、荷李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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