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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新興勞工領導力量

工人在困頓的經濟中掙扎,他們不斷的努力使勞工在回歸和平後的香港社會發出愈來愈響亮的聲音。戰後香港舉行了許多吸引公眾廣泛參與的社會活動,其中1946年3月底慶祝政治協商會議勝利閉幕,以及5月初慶祝戰後第一個五一國際勞動節等活動都以大型集會的方式舉行。在這些活動中,新近組織的工會不僅積極參與,而且成為組織者和領導者。慶祝政協閉幕的活動吸引了三十多個群眾團體參加,並由3,000多名各界代表參會。他們選出的主席團包括了電話公司、電車公司、電燈公司、海軍船塢、海員工會、郵政工人、摩托車工會、印刷工會和木匠工會的代表。領導電車工會的歐陽少峰以能言善辯和在東南亞地區的工作經驗而為各界稱道,在會上被選為大會主席。香港社會慶祝戰後第一個五一勞動節的活動正好與香港文官政府重新執政之日巧合。勞工團體在全港同時舉辦了五個集會,每一個至少有1,000名工人參加。新近組建的工會組織了最大的集會,吸引3,000多人與會。就是在這個集會上,蘇雲少校以他不為工人理解的廣東話表達了對勞工的「同情和鼓勵」。

 

勞工並非第一次在香港社會取得令人矚目的地位。戰後勞工影響的重新上升,得益於戰前救亡運動和戰時抗日鬥爭中培育的新精神和新力量。雖然戰後爭取維持基本生活最低工資的燃眉之急推進了由底層社會發起的勞工運動,組建迅速、組織有效的一些工會更得力與它們各自富有經驗和奉獻精神的工會骨幹。在勞資談判中贏得提薪和各項待遇的摩托車工會就是這樣一個工會。工友黎錫芬在戰時去了內地,香港回復和平後,他是最早回來的會員之一。他「即刻到處找尋工友了解情況」準備恢復工會。黎錫芬讓出自己租住的一層居室給工會做辦公室以節省工會開支,工會主席楊績(︖-1947)則拿出自己積蓄,使分租的另一家遷出。戰後各種必需品匱乏,工會骨幹們從外資銀行要來用過的廢紙再行利用,油印工會通訊和會費收據。他們架起床板當辦公桌,點着蠟燭在夜間工作,在地上鋪開草蓆席地而坐開會討論工作。1920年成立的摩托車工會曾經為救亡運動積極募捐;戰後於1945年11月就在華民政務司完成註冊。到1947年初,它的會員達到了4,000名。

 

香港海員工會也是戰後馬上進入公眾視線的一個工會。因為它的左傾立場,在戰前多次遭到比其他工會都更嚴重的政治迫害。在二十年代初期成立的海員工會曾經於1922年組織長達五十六天的罷工,成為殖民政權打壓的目標,於1922年和1927年兩次宣佈海員工會為非法組織。海員爭取權利的活動卻從來沒有停止。從救亡運動到戰後,海員工會選擇了傾向共產黨的立場,會內選舉時遵循民主投票的原則,趕走了國民黨派來的選手。戰後初期,海員工會在勞資談判中取得改善待遇的勝利,並一度中止了為海員所痛恨的包工制,贏得更多的支持者。1948年,左傾的香港海員工會擁有3,500多名會員,並在勞工處獲得註冊。到1950年,海員工會的會員達到15,719名;相比之下,國民黨控制的中華海員工會香港分會當時擁有21,033名會員,其地位開始受到香港海員工會的挑戰。兩年後,左翼的香港海員工會會員達到19,526名,而右翼的中華海員工會香港分會的人數跌落到8,471名。

 

從香港社會底層興起的救亡運動和抗日活動,更為戰後新型工會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基礎。香港最大的工業部門造船修船業長期是親國民黨的華機會地盤。在救亡運動中,年輕的工人開始組織各種活動小組,在海軍船塢有「鈴聲社」,在九龍船塢有「九龍船塢職工培新社」。香港陷落,這些曾經參加救亡運動的工人有的加入了東江游擊隊。還有的人,如前面討論船塢罷工時提到的黃燈明,繼續留在九龍船塢工作並成為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地下抵抗力量。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他們以各種手段抗擊入侵日軍。他們利用夜幕的掩護在港九市區散佈傳單以鼓舞民心;他們在生產砲彈的車間怠工,往機器裏摻沙子造成設備故障、減緩敵人的軍需生產。戰爭結束,這些戰前救亡積極分子和戰時抵抗戰士便成為工人運動的中堅力量。

 

在戰後興起的勞工運動中,這些依然年輕的前抗日游擊戰士領導工友們甩開了落後於時代的行會性質的華機會。每當衝突爆發的緊急關頭,這些曾經出生入死的工會領導為工友們帶來了集體行動的智慧和勇氣。1946年3月,香港海軍船塢華員協進會組織了全船塢罷工,要求資方履行為技術工人和體力工人提薪的諾言。海軍船塢拒絕工人要求,調遣英軍進入船塢驅逐工人。但是資方的武力示威未能嚇倒組織起來的工人。工會以鈴聲社成員為領導核心,二十年代的老工運積極分子同時出謀獻策,9,000名罷工的工友緊密團結。當資方答應接受工會提出的條件時,全體工人立刻返回工作崗位。當資方拒絕認真與工會談判時,全體工人一齊放下工具停止工作。在這戰後第一波的勞資衝突中,工友顯示的自律、決心和統一行動使資方最後不得不接受工會的主要談判條件。由於這次鬥爭的勝利,在前游擊隊員領導下的海軍船塢華員協進會成為海軍船塢中最受工友擁戴的工會。1946年4月,海塢華員協進會舉行成立慶典,勞工處的蘇雲、海軍船塢總監,以及全港各個工會的代表前來參加;參會工友選舉麥耀全為工會主席。與海軍船塢一樣,九龍船塢的工友也脫離華機會,成立了九塢勞工聯合會並民主選舉了自己的工會領導。

本文選自《異途相逢——勞工運動與香港殖民統治,1938-1958》

《異途相逢:勞工運動與香港殖民統治1938-1958》

作者:陸延

出版商: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ISBN:9789888760855

 

勞工運動曾經在香港的歷史上留下了炫目的紀錄。1922年的海員罷工和1925-26年省港大罷工是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兩大事件。這兩次事件以其對中國勞工運動的發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吸引了當時和後輩學者不斷的關注。然而香港的勞工運動是否僅限於1920年代這兩次著名事件,之後工人運動如何發展,自謝諾(Jean Chesneaux)以後在史學界尚未有人做過系統研究和討論。

 

本書着眼於1930年代至1950年代香港的工人活動,旨在探討勞工活動政治化的問題,特別是在英帝國治理下的香港殖民地的發展,不僅希望填補這一空白,更希望把中國勞工運動放在中國和全球的大背景下重新進行考察。故而,本書也汲取地方個案研究的觀察方法及觀點的長處,特別對可能促進或者阻擾勞工大規模集體行動的工場以外的社會環境給予關注。

 

在書中,作者特別着眼於論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後出現的兩個平行發展的新趨勢。

 

第一個大趨勢是市民救亡運動。二三十年代之交,日本對華侵略意圖日益明顯,侵略行動日趨囂張,引起香港社會憤怒。社會各界為此自發開展抗議日本和援助祖國的活動。勞工階層作為香港救國救亡運動的中堅力量,不僅將殖民地十年來死氣沉沉的社會氣氛一掃而光,更重要的是,參與祖國救亡運動使香港與內地黨派的組織聯繫得以重建,香港的勞工組織也因此重新活躍。重構的組織聯繫從戰前延續到戰後,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此後香港勞工運動的發展軌跡。

 

第二個趨向是英國官方發起在所有英屬殖民地直接干預勞工事務的新動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倫敦遽然轉向,開始指令每個殖民地政府承擔管理勞工事務的責任,由此邁出直接干預殖民地勞工事務的歷史性第一步。此項決定不僅斷然改變殖民地治理制度和治理方法,而且對各殖民地勞工運動的興起具有劃時代的積極影響。

 

在香港勞工運動的興起、復甦和退潮的整個過程中,民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力量始終貫穿交織其中,成為突出而持久的基調。這兩大新趨勢在香港異途相逢,將沉寂十年的殖民地引向積極的變革之路。

 

陸延教授耗時十年,對中英文檔案資料與當地官私史料進行了系統翻檢和細密爬梳,並相互印證,第一次從全球的視野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香港勞工運動和殖民治理的互動進行了系統性考察。 諸多中英絕密檔案材料在本書中首次被歷史學家使用;宏大的主題和精確的細節交織連貫,全方位展示了香港歷史中承前啟後、富有戲劇性的關鍵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