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棲

每一次歷史的動亂，總不免要或濃或淡地塗染着文學，而戰爭，又是動亂中的最動亂的符號。因而，戰爭文學在文學史上就層出不窮。

然而，戰爭有侵略的與反侵略的劃分，有因分割殖民地而引起的衝突，有因分贓不勻而引起的火拼，也有毫無意義的自相屠殺。正義和真理，在戰爭的過程中，就是誰是功首罪魁的最好的裁判者；雖然最後勝利，未必一定會給真理正義孵化出來。

戰爭文學的本身，必然反映着戰爭的本質，所以也有維護真理正義與違反真理正義的間隔。能夠在文學史上站得住腳的，分明是站在真理正義旗幟下的文學。

太陳舊的例子我們不必舉了，近一點的來說，世界大戰曾產生過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與巴比塞（Henri Barbusse）的非戰文學；雖然兩者的立腳點並不相同，但在非戰的精神上，兩者卻是相通的。

前幾年，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向阿比西尼亞（Abyssinia）「宣揚歐洲文明」時，御座下躍出了鄧南遮（Gabriele D’Annunzio）；現在，東方的侵略者把血腥的手伸向我們的身上，也出現了所謂文壇部隊的陸軍班海軍班。至於西班牙的反侵略戰爭，幾乎每個國家（侵略者和幫兇是例外）都有關於它的報告文學的翻譯了。

過去的戰爭文學，除了少數的例外，都是作家憑着自己的良心和經歷，把現實中的戰爭移植到文學中來的；而現在，戰爭文學的製作，卻也變了戰爭的一翼，所有的侵略者都把文學當作加強戰爭的工具，驅使作家作參戰的魔犬。這是侵略者的進步了的証明，但也是侵略者的圖窮匕見。

然而，出乎侵略者的意料之外的，竟有不由任何人的主使，而只憑着自己的良心，千千萬萬的作家，在反侵略的正義旗幟下，埋頭於寫作血塗的文學，血塗的事實。

然而，更出乎侵略者底意料之外的，是：連御用的文壇部隊的「戰爭文學」，也在暴露着自己的醜態，代「敵人」的「韌性」作宣傳。

要說明這個原因是毫不費力的：侵略者所使用的是獸性，而文學者所使用的是人性，是良心。自然，也有再不願意使用良心了的文學家；然而，一離開良心，文學家就立即變成鷹犬—到底給自己解除了武裝。

侵略的對象是人類的生命，所以他們的武器是大砲飛機；文學的對象卻是現實和歷史，因而他們的武器只能是筆。倘硬要用槍來代替筆，則塗下來的仍是血的畫圖。

歷史和真理給我們的抗戰寫下了勝利的預言，從事文學的人要如何珍惜這可貴的禮物！

不過，僅僅憑着良心，還是寫不出戰爭文學來的，要說明這個理由也可毫不費力，就是：戰爭是血塗的現實，良心只是窺透現實的望遠鏡，而生活才是捉摸現實的鐵掌。

製作戰爭文學之前，作家先要獻身到戰爭的狂流中去。戰爭的現實單憑望遠鏡是望不分明的。生活在戰爭中，跳躍在戰爭中，向戰爭學習，向戰爭發掘，這是製作戰爭文學的作家底前提條件。

這就說明了何以在戰爭的期間，偉大的戰爭文學並不能出現的理由；從而也就說明了何以千千萬萬的作家，要不怕死亡，親冒矢石，獻身給戰爭的緣故。

生活是第一要義，創作才是第二要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已為我們寫下的無數的真實的答案了。

選自《大公報·文藝》第541期，1939年3月4日

▲本文摘自《跨越歐亞：香港報刊抗戰文藝資料翻譯與選輯（1937-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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