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說。」

商品總數的上限為 100 件，請調整數量再點擊購買

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說。我梁啟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

常說歷史是公平的。但要實現歷史的公平並不那麼簡單，至少需要時間。梁啟超逝世至今已八十多年，生前他經受過追捕、通緝、痛斥、謾駡，死後又經受過譴責、嘲諷、貶抑、批判。但是近二三十年來，隨着改革之風重新吹遍中華大地和「暴力崇拜」之風逐漸減退，梁啟超的名字又重新放出芳香。國內評述梁啟超的文章又如「風起雲湧」，歷史終於還給梁啟超一點公道。

從解璽璋的《梁啟超傳》，我們可以看到，建構現代文明的歷史包括工藝器械建構、社會制度建構、思想文化建構等三個層面，第一層面的建構，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作了巨大貢獻，第二層面和第三層面，梁啟超則功高蓋世。他不僅研究、考察、介紹了世界各國的社會制度，而且直接參與了中國從專制走向共和的制度變革，其歷史作用有目共睹；除了在制度變革中充當急先鋒之外，他在思想文化的變革中，更是發揮了第一啟蒙家的作用。至少可以說，他的啟蒙廣度（包括啟蒙內容的廣度和社會影響的廣度）無人可比。嚴復的《天演論》固然敲響了啟蒙的第一鐘聲，影響了整整一代人，但那之後，他的其他文章，影響力就遠不如梁啟超；何況他不像梁啟超那樣始終在歷史前沿激流勇進，始終站立於大時代的啟蒙中心。解璽璋的《梁啟超傳》，其價值在於它不僅展示了梁啟超個人的歷史，而且展示了中國近代「現代文明建構」的歷史。我們從解著中可以看到中國近代新制度、新文化的建構是多麼艱難、多麼曲折，其中的鬥爭是多麼壯烈，又是多麼殘酷。這是中國近代史重大的、不可忽略、不可抹殺的一脈。解著不是近代歷史事件編年史，而是以梁啟超為中軸的歷史人物活動史（其實也包含着歷史事件）。

人是歷史的載體，以人為中心的歷史，才是活的歷史，也才是最真實的歷史。過去常說「歷史必然性」，其實，歷史充滿偶然。其所以偶然，就是因為歷史是人創造的，它不是機械運動，而是人的能動運作。解著摒棄章回體的編年寫法，而以人物及其交往糾葛為縱橫骨架，這就把歷史的偶然更真實地展示出來。展示中，不僅有豐富翔實的史料、有冷靜公正的史識、有對歷史人物「理解同情」的史德，而且還有佈滿全書敍述中的「歷史肌理」，即歷史血肉和歷史的悲喜歌哭。

▲梁啟超

把一個人的傳記幾乎寫成一部中國近代史，只有通過梁啟超的傳記才可能。因為梁啟超作為一個巨大的歷史存在，打通了中國近代史各類關鍵性人物關係，包括政治層面、思想層面、文化層面、國內層面、國外層面的關係。在各層各類能夠呈現歷史風貌的重要人物關係網絡中，他是獨一無二的起承轉合、承上啟下，而且舉足輕重的人物。這除了得益於他先進的思想和巨大的多方面的才華之外，還得益於他本身的兩大特點：

1.他是一個既擁有巨大書面文字語言又擁有巨大行為語言的雙重存在，他既創造了巨大的「知」的體系，又創造了巨大的「行」的體系。因此，他既與思想界、文化界、學術界的人物關係密切，又與政治界、軍事界、外交界、教育界、財政界的人物關係密切。也就是說，創造中國近代史的各類創造主體都與他相關。

2.他除了擁有罕見的知行兼備的能力，還擁有一種無人可比的極為「謙和」的性格魅力。中國近現代史上有三個突出的推動歷史前進又極為「謙和」的人物，這就是梁啟超、蔡元培、胡適。他們成就巨大，但從不稱霸，「但開風氣不為師」梁啟超大事有決斷，小事有謙讓，能與各類人物坦誠交往又不喪失原則。這種性格魅力使他能夠與袁世凱這種人相克相生，從而構成近代史變化萬千又有主線的極為精彩的活生生的一頁。

如果寫「康有為傳」，就很難選擇以傳主及人物關係為基本構架的寫法。因為康有為雖然比梁啟超更有原創性（思想理念上），也更有深度，但他專斷、固執、主觀，名聲很大又霸氣十足，遠離「謙和」作風（謙和包容是中國最缺少的文化性格與文化情懷），所以朋友很少，人際交往缺乏廣度，更沒有如梁啟超與黃遵憲、譚嗣同等交往中所蘊含的如歌如泣的詩意。解璽璋正是敏銳地發現梁啟超的特殊地位與特殊性格，所以才選擇「主客融合為一」的寫法，並獲得雖只寫人物卻覆蓋大面積近代史的效果。毫無疑問，這種構思與寫法是成功的。

通過梁啟超傳的寫作而把握中國近代史的骨架與筋脈，這在海外的中國史研究中，也曾有人感悟到，值得一提的是約瑟夫．列文森（JosephR.Levenson）。他在1953年完成的重要著作（有人甚至認為是天才著作）的題目就叫做《梁啟超與近代中國思想》，其內容也是通過對梁啟超傳的寫作與生發勾勒出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基本風貌。儘管列文森英年早逝，但他留下的這一著作卻一直是海外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繞不過的重要史學里程碑。他在書中留下一句著名的評價梁啟超的話：「如果一個人擁有能打開他所在囚籠的鑰匙，那麼他早已不在他的囚籠之中。」確乎如此，梁啟超早已衝破專制囚籠，並遨遊於思想自由的普世天空與大地中。梁氏的思想體系，充滿自由點，少有固定點。有人因此而攻擊他「善變」，其實，他的所謂「善變」，恰恰是與時俱進，恰恰是在尋求真理的過程中，不斷地破「我執」、破「他執」、破固定點，不斷地向真理靠近。他那麼敬重自己的老師康有為，但是，當康有為與張勳勾結一起妄圖復辟帝制時，他能不改變一下「忠於老師」的角色嗎？袁世凱「借助共和」而和平終結帝制時，他與袁世凱妥協合作；袁世凱「埋葬共和」復辟帝制時，他則反戈一擊，給袁氏以致命打擊。這種變遷，在近代風雲變幻多端的時代裏，不正是唯國家利益為重，對個人面子不予計較的偉大人格表現嗎？梁啟超多次以今日之自我反對昨日之自我，表面上看，這是變，而究其深層，始終不變而一以貫之的則是他的愛國之心，他的救國激情，他的把中國從專制引向共和、引向富強、引向自由的努力。列文森在其著作中認為，梁啟超在理念上認同西方的價值取向，而在情感上則認同中國的傳統人文系統。這一論斷可以涵蓋梁啟超的早期與中期，但是到了五四運動發生，他的生命進入後期即「踱進研究室」之後，他則不僅在感情上而且在理智上也完全認同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基本價值理念。這並不奇怪，一個人，尤其是一個歷史巨人，其人生是非常豐富複雜的，很難用「激進」、「保守」、「革命」、「反動」這些本質化的概念來描述和判斷。解著的好處恰恰在於它遠離本質化即簡單化，而把力氣用於對史實的考證與描述，在對待近代史人物的評價中，客觀真實地敍述歷史人物為中國的進步做了哪些實事。這樣的史書，不僅還以歷史公平，而且也比較可靠。見到有此可讀而可靠的書，能「不亦樂乎」？所以便在讀後寫了上述心得，以見證解璽璋兄的立傳之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