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最大的變革，就是數千年封建帝制的完結。而中國社會最為動盪、民心士氣最為彷徨、最為失望的時代，應該是甲午之後、辛亥之前的那一段時間。面對外國列強的加緊進逼，尤其是日本在甲午之後藉「馬關條約」割佔台灣，掠奪大量白銀，使中國經濟更加蕭條，民生愈加困苦。其後不平等條約接踵而來，一再喪權辱國使人們意識到亡國的危機已逼在眉睫，非作大規模變革已無從救中國，因此始有光緒帝與康、梁君臣的「戊戌變法」。由於以西太后為首的保守勢力依然強大，維新只不過百日而以失敗告終。但是，民心士氣對清朝當局腐敗無能的怒潮已不可遏止，專制皇朝的統治已岌岌可危。然而，數千年的封建思想和禮教習俗又根深蒂固，許多達官貴人的錦衣玉食只有依附於帝皇制度始得以保存，而科舉制度又牽涉到千千萬萬年輕士子的晉身前途，關係到千家萬戶的利益。而「君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世代觀念，歷來如此。其時世俗觀念和習慣勢力顯然還在作最後的負隅頑抗，說明思想觀念的改變和移風易俗是多麼艱難。但是，外患內憂日亟，不變又將亡國。—因此，許多中國青年其時確然彷徨無助地徘徊於十字路口，都在苦苦地尋問：中國向何處去？
其時，因「戊戌變法」失敗而逃亡日本的梁啟超，在痛定思痛之後，發奮攻讀大量西方締造現代文明的書籍，涉及政治、經濟、法律諸領域，對民主政體和議會制度尤其熱衷，因此，在所學方面，他已突破乃師康有為向他灌輸的思想觀念。1898年12月，梁氏在日本創辦《清議報》，用他常帶感情的筆鋒，決心開啟中國民智。除了光緒帝外，他著文抨擊西太后、榮祿、袁世凱等人，把清皇朝的腐朽、昏庸、賣國、獨裁痛批至體無完膚，認為彼等之衰亡不可避免。他又高倡民權，介紹西方民主論著，使當時許多青年獲取西方進化論、天賦人權和資產階級的國家學說，為彷徨的中國青年指出新的路向。《清議報》每十天出一期，每期四十頁，發行量在三千冊以上，營銷日本、南洋、朝鮮、歐美及澳大利亞等國，清廷雖屢禁，但中國本土的銷量一直居首位。該報共出一百期，梁啟超發表的文章在一百篇以上，使知識界和熱血青年大受震動，堅定了他們反對以西太后為首的清朝專制統治的決心，並隱約看到民主共和政體的曙光。1900年2月，梁啟超發表了《少年中國說》，以其富於鼓動性的新觀念和新文體，發出了令人驚心動魄的偉論：
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乎？立乎今日以指疇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漢武，若何之雄傑；漢唐來之文學，若何之隆盛；康乾間之武功，若何之烜赫。…… 而今日頹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處處雀鼠盡，夜夜雞犬驚。十八省之土地財產，已為人懷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為人注籍之奴。…… 國為待死之國，一國之民為待死之民，萬事付之奈何，一切憑人作弄，亦何足怪。……
梁啟超進一步指出：
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製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 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為少年也，則我中國為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紅日初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 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天與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其時，內心苦無出路的中國青少年，讀梁啟超如此之文字，無不壯懷激烈、奮然而起！故彼時梁氏一系列的警世文章，無異於一次次地吹響了歷史的號角，從而喚醒了中國千千萬萬熱血青年的心，因此在他們的心目中，梁氏被尊奉為青年導師和指路明燈，發揮其獨特而巨大的歷史作用，引領了一個時代的思潮。而梁啟超也頗為自負，認為天降大任於余，能啟民智以興中國者，大有捨我其誰之概！他這種內心世界，可見諸1901年其所作的《自勵》一詩：
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
誓起民權移舊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
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
老實說，彼時彼地梁啟超說這樣自信、自負的豪言壯語，我認為一點都不為過。一支筆而能長時間鼓動天下，對海內外青年造成廣泛的影響，在他的激勵下，踴躍投身於救國行列，走上振興中華之路者，何止千萬！環顧古今，像他這樣僅憑一筆而有如此巨大的號召力者，究竟能有幾人！？
在《清議報》停刊之後，梁啟超又創辦了《新民叢報》，內容更加豐富多彩，共有專欄二十多個，半月一期。梁氏撰稿不遺餘力，有時一天寫五千多字，以其文章獨有的感染力，影響了海內外千千萬萬的讀者。每期銷量後來達到一萬四千多份，僅國內就有發行點九十七個，遍佈四十九個縣市，西南、西北、東北等邊遠地區，都有人傳閱《新民叢報》。
對此，梁啟超感到十分自豪，後來追述其事時說：
《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諸雜誌，暢其旨義，國人竟喜讀之。清廷雖嚴禁不能遏。每一冊出，內地翻刻本輒十數。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蒙其影響。
一冊出即有數以十計的翻刻本，可見內地當年對梁氏《新民叢報》「盜版」之烈，可謂空前絕後；但也於此可見梁氏文章之魅力，海內無處不風行！
清末著名外交家、詩人黃公度對此由衷感佩，在致梁啟超的信中說：
《清議報》勝《時務報》遠矣，今之《新民叢報》又勝《清議報》百倍矣。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
黃公度在致梁氏另一函中，對其驚天地、泣鬼神的千鈞筆力所作的歷史貢獻，傾吐出發自肺腑之言：
此半年中中國四五十家之報，無一不助公之舌戰、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譯之名辭，杜撰之語言，大吏之奏摺，試官之題目，亦剽襲而用之。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變矣。……此列祖列宗之所陰助，四萬萬人之所託命也。以公今日之學說，之政論，布之於世，有所向無前之能，有惟我獨尊之概。其所以震驚一世，鼓動羣倫者，力可謂雄，效可謂速矣！
其時，受梁啟超學說啟蒙，後來成為偉人、俊彥者，大有人在。毛澤東年輕時就深受梁氏影響，他認為梁啟超比乃師康有為更了不起，歷史貢獻更大，所以不稱「康、梁」而說「梁、康」。胡適之在《四十自述》中坦承自己青少年時期受梁啟超影響甚巨，說：
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着濃厚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他走，不能不不跟着他想。
因此，其時梁啟超雖身在海外，但他的聲譽在中國卻如日中天，其文章的號召力幾乎無人可以比擬。雖然，他與孫中山的政見有所不同，孫是武裝革命的實踐家，梁是社會改良的鼓動者；一主張用槍，一勤於動筆。最後，當然是槍桿子造就了中華民國的國父。但是，在甲午尤其是戊戌之後十數年間，梁啟超用其睿智的新思想和獨冠於時的新文體，對腐敗的清朝專制政體摧枯拉朽之功，對促成辛亥革命的勝利，有不容忽視的助力。且看其於1912年11月中結束十四年的流亡生活，踏上祖國國土，受到舉國歡迎的情形，也可見其於國人心目中的地位。他完全是以反清鬥士的姿態載譽歸來，這也是他自有文章驚天下的結果。至於後來他那一篇膾炙人口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袁世凱向其市二十萬金而不可得。此文一經發表，即動搖了袁氏復辟帝制的根基；及後梁啟超又策動學生蔡鍔進行討袁之役，全國響應，終於結束袁氏短命的洪憲皇朝。
回顧往史，在清末民初之際，能舞一筆而動天下，而對歷史作出巨大貢獻者，惟梁任公一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