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不盡得盛唐——科舉制度

科舉制度作為官吏選拔的一種考試制度，是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儘管它的很多因素在此之前就已經產生並且發展到相當高的程度，但是作為一個完整的系統制度只有在條件成熟之後才能夠出現。

唐代科舉分為常科和制科。

常科包括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六科。

秀才科為最高科等，試方略策五條，要求文理兼通。唐朝初年，年輕士子醉心於詞華而很少留心經史和經世治國的方略。多把試方略策視為畏途而不敢應舉。永徽二年 （651）便廢除了秀才科。

明經要求通兩經，考試兩部儒家經典。唐朝規定，正經有九：《禮記》《左傳》為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為中經，《周易》《尚書》《公羊春秋》《梁春秋》為小經。應試者須通二經，或一大一小，或兩中經。同時要求兼習《孝經》《論語》和《老子》。考試方式在唐朝初年的五十年間是按照經的章疏試策，着重於對經義的理解。對於有抱負的士子來說，只要努力，就可以通過這些經典的學習，博古通今，探求經世治國的道理。通過明經科選拔出了一批經世治國之才。張文瓘、裴行儉、裴炎、李昭德、狄仁傑等一大批活躍在唐高宗末年和武則天時期的傑出政治家，都是通過明經科選拔出來的。

但是，一些只求出身，急於入仕的人，也從這種辦法中找到了捷徑，出現了「如聞明經射策，不讀正經，抄撮義條，才有數卷」的情況。他們不是認真學習應舉時要考的兩部經書，而是把與對策有關的章疏義條抄錄下來進行背誦。結果有些人連章句也不解。為了糾正這種情況，調露二年（680）決定，加試帖經。帖經的具體辦法是，「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唯一行，裁紙為帖，凡贴三字」，將舉子所學儒家經典的兩端覆蓋，中間只留下一行，再把其中一些字蒙住，讓考試者填充。開元時制度，明經先贴經，然後口試並答策，取粗有文理者為通。原來每經要帖十條，答對六條以上才算通過。開元二十五年敕：諸明經先贴經，通五以上。帖既通而口問之，一經問十義，得六者為通。問通而後試策，凡三條。三試皆通者為第。加試帖經的本意是為了迫使士子去閱讀和背誦正經的原文，但是由於帖經通過以後才能試策，因此經書的背誦程度成為明經及第的先決條件。後來隨着應舉者的不斷增加，帖經的難度也越來越大，帖經的成績終於成為明經錄取的主要標準。

帖經是很荒謬的，就是考應舉人背誦的程度。把兩端蒙起來中間空兩個字讓應舉人填，而且專門出那些很容易搞混的題，這樣就更加迫使應舉人埋頭書本去死記硬背，壓抑了學者的獨立恩考和創造精神。舉明經者「比來相承，唯務習帖，至於義理，少有能通」，「當代禮法，無不面牆。及臨人決事，取辦胥吏之口而已。所謂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者也」。所以說明經考試科目的變化導致這些明經出身者只會死記硬背，既不懂儒家經典，也不知道歷史，甚至鬧出這麼一個笑話：一個考明經的，人家說駱賓王，他說我知道駱賓王。我前幾天還碰到他了，他是某個親王的兒子。他不知道駱賓王是武則天時期的著名詩人，而以為他是唐朝皇室的某一親王。這種情況下的明經科，不僅選拔不出傑出的政治家，連擔任一般官職，也很難稱職。在唐朝前期，明經和進士的地位是不相上下的，明經的地位甚至比谁上還高一些。到唐後期，進士科就成了主要的科目，成為高級官吏的主要來源，而明經科地位就下降了，成了一般中下級官員的主要來源。明經出身者能做到高級官員的已經很少了，能夠做到宰相的就更少了。在唐朝安史之亂以後，明經出身的一共只有六個人做到了宰相，而進士出身的宰相卻很多。

進士，唐初試時務策五道。其中包括經、史、時務等三個方面的内容，已包含了對官員在文化和學識上的三項基本要求。這與過去單純強調經術，或片面強調文史法律有很大的不同。這不僅在當時就是從今天來看，也具有很高的認識水平。這與唐初唐大宗所重用的主要官員大多具備這樣的素質並且有着豐富的政治閱歷有密切的關係。只是在具體實行上並沒有把這些作為要求提出來。

當時衡量策文好壞的標準，主要是看文章的詞華，不是看文章的內容。加之策問的題目又多雷同，因此就出現了前引永隆二年 （681）《條流明經進士韶》中所列舉的情況 ：「進士不尋史傳，唯讀舊策，共相模擬，本無實才。所司考試之日，曾不揀練，因循舊例，以分數為限，至於不辨章句，未涉文詞者，以人數未充，皆聽及第。」應舉者不是熟讀經史，學習文律，而是把模擬舊策作為學習內容，結果造成應舉者乃至錄取者文化水平的下降。針對這種情況，唐高宗接受劉思立的建議，決定進士加試雜文兩道，並帖小經。在武則天稱帝前後的一段時間裏，帖經和試雜文曾經暫時停止了一個時期。中宗復位後又恢復了三場試。據《唐六典》卷四《尚書禮部》禮部尚書侍郎條：「凡進士先帖經，然後試雜文及策，文取華實兼舉，策須義理愜當者為通。(舊例帖一小經並注，通六已上；帖《老子》兼注，通三已上，然後試雜文兩道、時務策五條。開元二十五年，依明經帖一大經，通四已上，余如舊。）」這是開元前後的制度。雜文最初所試為士子們所熟習的箴、表、銘、賦之類，直到天寶年間才專用詩、賦。

不論是對策，還是試雜文，都使用駢體文，並且包括各種文體，因此，收集了從先秦至梁詩文辭賦的詩文總集《文選》以及解釋詞義、規範語言的《爾雅》，就成為士子在準備進士考試時的必讀之書。

雜文專用詩、賦後，由於文學取士已經成為一種傳統，特别是當權的吏治派官吏有意識地把進士科變成文學之科，因此到開元、天寶之際，詩賦反成為進士科錄取的主要標準，進士科成了文學之科。批詩人如雀顯、祖詠、王昌齡、王維等通過進士科湧現出來。科舉出身的士人擔任高級官 吏的也大為減少。《儒林外史》第十三回中馬二先生說：「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認為唐朝進士科就是考試詩賦，詩作得好就能夠考中進上。這是一種誤解，這種情況存在的時間並不很長，大概也就是半個世紀，即從玄宗後期經代宗到德宗的前期，也就是從天寶到建中 (742--783） 年間。

到了德宗貞元以後就開始變化了，還是恢復到以策文作為錄取的標準。安史之亂以後，不少人對詩賦取士提出了批評。同時，當時紛亂的政治軍事形勢，要求通過科舉選拔出能夠應付這種複雜局面的人才。大曆以後，古文運動也伴隨着改革、中興的浪潮逐步興起。這些都深刻地影響到進士錄取標準的變化。進士錄取時不僅恢復了過去以對策成續、策文好壞作為錄取的主要標準，而且策文好壞的標準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過去重文辭演變為重內容。三場試的格局雖然沒有改變，但是由於錄取標準的變化，從進士科中選拔出了一批比較合乎當時需要的傑出人才。在元和中興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裴垍、李絳、裴度，古文運動和新樂府運動的主要人物韓愈、柳宗元、白居易以及一批活躍在中晚唐政治舞臺上的著名人物，都是在貞元、元和時期進士及第的。

唐後期圍繞詩賦、策問的爭論，宋的經義、明的八股文，以及儒家經典由以「五經」為主轉變為以「四書」為主，都與科舉考試的錄取標準有關。

本文摘自《說不盡的盛唐——隋唐史二十講》

《說不盡的盛唐——隋唐史二十講》

作者：吳宗國

出版商：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05-12

ISBN：9789888807291

本書以作者多年來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講授的隋唐史課程為藍本，詳細敘述了隋唐歷史發展的進程，包括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歷史人物、經濟文化成就、制度興廢及社會發展脈絡等。同時對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在造就盛唐中的作用，以及文化、宗教、藝術諸方面的成果，也進行了探討。本書語言深入淺出，結構清晰完備，即是一本有關隋唐歷史的高水平研究著作，也適合作為了解隋唐歷史的普及讀物。